当前三农政策中存在明显问题，最大问题缺乏对当前三农问题本身的清晰认识，不清楚三农政策要服务于谁。

　　我认为，毫无疑义，三农政策的重点仍然是要服务于包括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在内的9亿农民，而其中焦点是坚持并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如何保证进城失败农民能返乡

　　9亿农民进城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人为加快农民进城只会导致农民落入城市贫民窟的处境。在未来30年时间，包括进城务工经商2亿多农民工大多数人在内的9亿农民还要依托农业和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一方面，当前中国城市还无法为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所需稳定且高收入的就业，大多数进城农民工都是年轻时进城年老则可能返乡。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农民具有村社成员权，他们不仅有农村的承包地，而且有宅基地和农村住房，他们从城市返回农村的进程就相对顺利，他们因此可以在城乡之间 做出理性决策：到底是进城还是返乡，何时进城何时返乡，谁进城谁留村，等等。选择就是权利。尤其重要的是，农民进城失败的，返乡是一种基本权利，这个意义 上讲，农民的村社成员权，包括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所谓基本社会保障，就是不可交易的保障，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基本福 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国21亿亩耕地和大约2.5亿亩宅基地首先是农民的福利和保障。

　　农民是没田种而非有田没人种

　　21亿亩耕地肯定不能只是9亿农民的福利和保障，而且必须生产出足够丰富的农产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当前中国仍有大约7亿农村人口，其中接近3亿为农业劳动力，如此巨大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使中国几乎所有21亿亩耕地都被精耕细作，从而使中国具有全世界最高的土地产出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用只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人口的原因。

　　有人担忧目前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中老年人，再过若干年，这些中老年农民不再有体力从事农业生产之后谁来种田，这个问题似是而非。第一，当前农村人口数量 巨大，农民是没有田种而非有田没有人种；第二，只要农村有足够耕地，就一定会有人愿意种田，当前农村自发出现的“中农”就是例证；第三，进城失败的农民在 未来30年必是巨大数量，这些进城失败农民返乡逐步成为种田的主力。换句话说，在未来30年，农村人口将持续保持在数以亿计的情况下面，担忧谁来种田是杞 人忧天。

　　在农民人数众多，农户仍然超过2亿的情况下面，农民户均耕地不足10亩，仅靠农业收入，一个农民家庭是无法维持在农村体面生活 的。农民家庭因此有两种应对之策，一是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年龄比较大的家庭成员留村务农，从而一个农民家庭有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而自给自足经济使得农 村生活成本较低，消费较少，农民家庭就可以将务工收入积蓄下来办大事。农民家庭情况因此不错；第二种应对之策是扩大耕种规模，主要是将进城农民的耕地流转 进来，达到一个适度经营规模，比如30亩耕地，这样一个规模就可能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这样就在农村自发形成了我们所称“中农”群体。

　　老人农业和自发形成的中农群体都是小农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两个群体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构成了农村中稳定的社会结构。

　　从农业产出来讲，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农业土地产出水平当然是最高的。从而就可以保证中国粮食安全无虞。

　　规模经营产量反低于小农经营

　　最近一些年的三农政策实践却在财政、组织、话语等等方面都出现了普遍错位现象，缺少了对农村情况的正确考虑，缺少了对国情农情的正确判断。

　　从话语上看，当前舆论中普遍存在对小农的妖魔化，包括对小农经济无效率的判断，对老人农业的否定，铺天盖地都是发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 业、产业农业、资本农业，搞农业现代化的话语，热衷于讨论所谓财产权、市场配置资源，不愿触及农业、土地、村庄成员权对农民所起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作 用，很少考虑小农耕者的立场、利益和需求。

　　从政策上看，中央尤其是农业部门力推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上甚至明确要求新增支农资金 主要用于支持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而事实上变成了通过国家财政和政策支持鼓励资本打败小农。尤其让人担忧的是，明知资本种田规模经营会降低粮食亩 产，政府却依然偏好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以成都为例，成都市按农地经营规模给经营者补助，比如经营规模超过100亩，财政补100元/亩，超过500 亩补200元/亩，超过1000亩补400元/亩，竭力推动规模经营，而几乎所有规模经营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度低于小农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