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老家在陕西省渭北某县的一个村，不久前回乡听到一桩当地发生的土地流转流产的事件，值得深思。

　　事情是这样的：该庄由北村、南村和窑头三个自然村组成，10个村民小组，共2600多人。某企业做通了村组干部的工作，流转了北村一、三、四组300多亩耕地，这是全村最好的一片耕地，每年每亩流转费350元，在当地也算基本合理。

　　该公司在建设设施农业时，部分村民觉察到一些端疑，经过调查发现了村干部有联合企业侵占农民利益的行为，结果引发群众不断上访，并引起当地政府重视着手调查处理。最后，公司只流转了一组的耕地，三、四组已流转的耕地又退给村民，村干部被免职，公司只开发一组的耕地，经营规模受限，也造成经济损失。

　　村民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认为这件事闹得好，揭了村干部的腐败，保了村民的地和营生；有的认为耕地流转出去也不赖，每年不种还有收入，可以放心出去打工，闹黄了反而影响收入。

　　这次工商资本进村算是流产了，如果村上自己搞，按现行法律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所有权基本在组上，发包方是村民小组，某种程度上主要依赖村干部的道德自醒和执行能力。

　　我国80%以上村庄是农区，该村土地流转出现的问题，暴露了农村社会的复杂性，需要全面综合治理，不能单打一，要统筹兼顾。那么如何治理这样典型的农业大村呢？

　　首先要把农村政策交给群众。农村家庭承包基本经营制度不可动摇。农村承包地流转是创业经营体制，推进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有效形式。要牢牢把握住，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这一点要长期坚持。在土地流转中，不能以定指标、下任务等方式强迫农民，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有序推进，耐心做群众工作。在现有条件下，土地规模要适度，并不是越大越好，家庭小规模经营与规模化经营的格局将长期并存。农村改革要增强底线思维，防止借改革之名行侵害农民权益、多占农村土地之实。

　　其次，要建立公平交易平台。按照规范的做法，工商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流转使用耕地，应先与农民协商，时限和地价基本确定后，由拥有流转地承包权的农民委托发包方（村民小组）与企业签定流转合同，最后在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备案。如果县级建立了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供需双方见面就很容易。而县农业局所属农经站没有设立流转服务中心，只能为土地流转提供指导和服务，不能让流转供需双方见面，就不能很好地规范土地流转行为，难免会有侵占农民利益的现象出现。

　　再次，要实行村民参与的有效监管。农村里不乏能人，要让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参与到村民监事会里，避免土地流转通过招商引资“开后门”。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也是人情社会，人和人交往逻辑与城市不一样。监管不严、监督不够，就容易滋生腐败。

　　回村期间，我在南村村头发现一个大碾盘，上边刻着“嘉庆十年正月西社”。据老人讲，搁大碾盘的地方正是当年碾子房的所在，当年好多人护卫才把大碾盘用牛车运回来，村里还为此请了一台大戏。所谓西社，是南村西边农户结的互助组织，有一些公田，租给农民种，收地租。过去许多村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好办法。农民还是要组织起来，农村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