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丰：台湾的1980年代真的是既荒谬又好玩，比如整个台湾都在疯"大家乐"（另一种六合彩），疯到会从任何东西包括天气、动物、甚至女儿拉肚子来猜六合彩的号码。但恰好也是在1980年代台湾开始有所谓的"社区营造"，很多农村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社区的状况。这不纯粹是留在乡下人的自觉，更多是从都市里参加各式各样运动的年轻人，回到农村之后重新在驱动。

　　从都市要回到农村，牵涉到很根本的一点是：我们对于农村作为一种生活形态、农民作为一个生存身份、农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怎么来理解。台湾也是经过大大小小的运动，促使人们重新去理解农村传统是什么、农民的智慧是什么。然后才有了更多诠释性的理解，而不是单纯站在一种现代化的标准上去看待农村。都市中的人开始寻找农村生活跟现代生活连结的可能。这也使得我们回到农村，越来越少了很多观念上的拉扯。以农村为主体进行价值再现、文化再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台湾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产生很多的知识分子农民。我还不算是知识分子农民，我那时候只是住在农村里，关心农民，但跟农业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只是去搞一些运动，使得农村环境没有变得更恶劣，挡住那些恶劣的影响，其实还是没有进入到农村的内部，让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关系可以更好。到了我们更下一辈，他们跟我们回去，也从事过我们从事的工作，可是他们有个东西是我们没法做到的-他们学习当农民。从刚开始参与父母的农事，到试图自己种一块地，进而在农村推广有机农业，向台湾的农政单位询问有机农业技术上的研究。有机农业变成不只是一种理念，他们会主动地去掌握技术。这是很复杂的农业生产体系的重建。

　　最近这十年开始出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有了）农民知识分子。他们原本是知识分子农民，可是慢慢地他们已经能够跟农村的行政系统、农会系统合作，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农村里的意见领袖，变成农村公共事务的发言者、论坛的主持者。这才是我们期待的-要恢复农村的活力，要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