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土、人生其上”。作为经历一个多甲子的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就地制改革而言，说难，可写百部巨着；说易，三言两语搞定。关键要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弄清农民要什么。如此，地制改革，少则一夜成行，多则几天几夜，且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

　　新中国以后，多次农村地制改革，都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多种所有制并存，重点围绕农民土地所有制进行，先后经历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两种形态，而集体所有制又经历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和集体所有、家庭经营两个时段。每次改革，农民所要的不尽相同，贯穿的都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法》开宗明义：“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国家与农民高度锲合。改革的实施办法很简洁，就是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收缴各种公地，然后划出国有、公有、机动等用地，余下的水田、旱土、山林、宅地，以乡镇（北方为行政村）为单位，按实际人口均分，原耕不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在南方新解放区，当时还没有建立乡（镇）以下的党政组织，仅由乡以上派出的少量干部，指导农协小组，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紧接着是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改革的动因，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个体农民，增产有限”，要“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城市“供给的矛盾”，“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与农民的愿望并无二至。但改革从互助合作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拉锯了十余年，直到1960年代初，定型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改革的结果，农村阶级矛盾减缓，农民共同劳动，生存状况比旧社会有了改善，并承担起农村公积、公益等几乎全部的公共事务，国家征粮统购、收税收费的麻烦留在了农村基层，换取了包括“文革”在内农村党政根基尤存。

　　然后是1980年代初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这次改革，农民要的是劳动自主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家的”。改革一夜成行，最难的生产队吵几天几夜也就吵定了。随之，就业自主、人口转移、土地流转、建设集体所有制市镇等等，农民顺势而为。

　　再就是2000年代初中期的改革。这次改革在地制上是延包30年不变，重点是从土地的收益分配入手，调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免除农业税费，实行农业补贴，剥离附着在土地上的公共职责，让土地回归生产要素，增加农民收益。国家与农民皆大欢喜，农村基层一次会议都不用开，狼烟四起的农民闹事，一朝偃旗息鼓，戛然而止，农业稳定增长。

　　紧接着进入新一轮农地改革。这次改革的背景是工业化、城镇化空前加速，农民大量进城，国家和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已不陷于此前的生产和分配，而是地权。国家不但要农产品，要农民工，更要农民的地权。扩城为城镇圈地，规模经营为资本圈地，用农民的话说是 “连根拔”。国家要这些，农民要什么？农民要的也是地权。他们对于吃饱饭已不为难，他们要的是为代际更替和流动人口争得一份在生可自由支配、死后可继承的地权。当土地用途不变时，他们能有一个生息、劳作、乡愁及死后的安放之地，且无需出乡进城求爹拜娘，自已就能搞定；当土地用途依法改变时，能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其他诸如饭碗谁端、用途管制、经营主体、农业服务、公共建设等等，与地权是两码事，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包括农地私有化国家和农地私有化时期，都在做，也都能做，甚至做得很好。

　　农民如何获得地权？城镇这一块，包括城中村、城边村、集体所有制市镇，决策顶层的思路，应该说已非常清晰，只待试点探求实施方案。远离城郊的农区这一大块，决策层也是有了明目，问题是上上下下，解读各异，纠结不清。笔者是乐观者，只要面向中国，面向世界，后看千年，前看百年，从实出发，真改真革，不难搞定。

　　第一，以现土地集体（原生产队）为单位，先把国家的（流经农村的大小河流、重点水面等早已定为国有）、地方的、群体的等大小公共用地再次分划出来，明确管理者及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