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土、人生其上”。作为经历一个多甲子的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就地制改革而言，说难，可写百部巨着；说易，三言两语搞定。关键要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弄清农民要什么。如此，地制改革，少则一夜成行，多则几天几夜，且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

　　新中国以后，多次农村地制改革，都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多种所有制并存，重点围绕农民土地所有制进行，先后经历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两种形态，而集体所有制又经历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和集体所有、家庭经营两个时段。每次改革，农民所要的不尽相同，贯穿的都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法》开宗明义：“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国家与农民高度锲合。改革的实施办法很简洁，就是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收缴各种公地，然后划出国有、公有、机动等用地，余下的水田、旱土、山林、宅地，以乡镇（北方为行政村）为单位，按实际人口均分，原耕不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在南方新解放区，当时还没有建立乡（镇）以下的党政组织，仅由乡以上派出的少量干部，指导农协小组，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紧接着是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改革的动因，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个体农民，增产有限”，要“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城市“供给的矛盾”，“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与农民的愿望并无二至。但改革从互助合作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拉锯了十余年，直到1960年代初，定型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改革的结果，农村阶级矛盾减缓，农民共同劳动，生存状况比旧社会有了改善，并承担起农村公积、公益等几乎全部的公共事务，国家征粮统购、收税收费的麻烦留在了农村基层，换取了包括“文革”在内农村党政根基尤存。

　　然后是1980年代初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这次改革，农民要的是劳动自主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家的”。改革一夜成行，最难的生产队吵几天几夜也就吵定了。随之，就业自主、人口转移、土地流转、建设集体所有制市镇等等，农民顺势而为。

　　再就是2000年代初中期的改革。这次改革在地制上是延包30年不变，重点是从土地的收益分配入手，调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免除农业税费，实行农业补贴，剥离附着在土地上的公共职责，让土地回归生产要素，增加农民收益。国家与农民皆大欢喜，农村基层一次会议都不用开，狼烟四起的农民闹事，一朝偃旗息鼓，戛然而止，农业稳定增长。

　　紧接着进入新一轮农地改革。这次改革的背景是工业化、城镇化空前加速，农民大量进城，国家和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已不陷于此前的生产和分配，而是地权。国家不但要农产品，要农民工，更要农民的地权。扩城为城镇圈地，规模经营为资本圈地，用农民的话说是 “连根拔”。国家要这些，农民要什么？农民要的也是地权。他们对于吃饱饭已不为难，他们要的是为代际更替和流动人口争得一份在生可自由支配、死后可继承的地权。当土地用途不变时，他们能有一个生息、劳作、乡愁及死后的安放之地，且无需出乡进城求爹拜娘，自已就能搞定；当土地用途依法改变时，能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其他诸如饭碗谁端、用途管制、经营主体、农业服务、公共建设等等，与地权是两码事，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包括农地私有化国家和农地私有化时期，都在做，也都能做，甚至做得很好。

　　农民如何获得地权？城镇这一块，包括城中村、城边村、集体所有制市镇，决策顶层的思路，应该说已非常清晰，只待试点探求实施方案。远离城郊的农区这一大块，决策层也是有了明目，问题是上上下下，解读各异，纠结不清。笔者是乐观者，只要面向中国，面向世界，后看千年，前看百年，从实出发，真改真革，不难搞定。

　　第一，以现土地集体（原生产队）为单位，先把国家的（流经农村的大小河流、重点水面等早已定为国有）、地方的、群体的等大小公共用地再次分划出来，明确管理者及职责。

　　第二，扣除上述用地后余下的土地，包括水田、山林、旱土、宅地等，确定时点和成员，在土地集体内再次均分到户，长久不变，允许买卖、出租、入股、抵押、继承、赠与，一次定型，定权颁证。如农民同意以最近一次承包为准，可以；如不同意而要求重分，也行。但要毫不含糊地说清楚，这次确权到户的部分，个体所有、长久不变。

　　第三，再次均分的时点和成员权，要尽量涵盖涉地人口，减少争地和问题遗留。

　　第四，为了做得实在，不“翻烧饼”，可试行三年。三年内，只能自耕、出租、继承，不能买卖、入股、抵押、赠与。三年试行，证明可行，固定下来，长久不变。

　　这种积极的改革，立等可取。保守一点，也可再看它几年，拖它几年，拖到“张德元假说”成真，拖到代际更替进城农民“承包有权，所得无益”。但越拖问题越多，工作越被动。看准了的，迟改不如早改。

　　实行上述改革，可以预见的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将会承接历史，对接现代，重构新图。

　　比如，土地经营的主体，将会继续并完善以下六种类型：

　　第一种，离土进城，土地流转。以中青年为主。一些全家进城就业的农户，为了留下根脉和防范危机，零地租或低地租，将水田、旱土、山林、水面、甚至住宅，交由在村近亲近邻打理，偶尔回乡祭祀，往来人情，一般不会出卖土地，也不太在意土地收益。这种类型，已占农户的50%左右，还会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日见减缓。

　　第二种，自耕农。老年为主，耕种自有农田，自给自足。约占农户30%左右，随着代际更替，呈减少趋势。

　　第三种，他业为主，兼营农业，种田“走耕”。以中年和准老年为主。居住在自有或租用住房的附近小城镇，以工商或技艺为主， “走耕”自有和部分接耕的农田，大田作物为主，生产时节，回村务农，早出晚归。约占农户的5%左右，只要小城镇不衰，这类户数基本稳定。

　　第四种，居村就业，以农为主，兼营他业。以中年和准老年为主。自有加上接耕或租入较多的农田，成为土地中等户。以农为主，就近兼营农业机械等农业产前产后服务。在生产结构上，重拾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其收入逐步与进城居住就业户旗鼓相当，甚或有所超越。占总农户的10%左右。由于土地资源有限，这个群体不会有太多的扩展，但个体会逐步壮大，成长为商品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农业技艺的带头人、互助合作的领军人、村级干部的接班人、乡亲乡愁的守护者等全能式人，在公共建设、公共服务城乡一体的背景下，甚至可能代代相传，成为农村农业农民的中坚。

　　第五种，回归田园，休闲养老。城镇原住民或新进城人员，退休离职后，利用老家住房，回村居住，甚或经营少量自有或继承的土地，休闲安逸，终老归山。目前户数较少，政策有利，将缓慢增加。

　　第六种，农业企业。即城镇或土着的资本拥有者，租佃为主，获得沿江、沿湖的滩地和平原多余的农地，经营农业，获取超额资本收益。但目前，因为地制缺陷，资本为获得额外高补贴而虚假经营，地方为获得政绩行政拼凑，名存实不至，异化较多。必须加强规范，引上正轨。

　　如此，历史上的土地“村级市场”将重现，地价租价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农耕文明在传承中出新。同时，乡村治理方式包括行政（社区）区划、社会组织、活动内容、运行规则等，也将超越土地集体时代，因应变革，和平过渡，面貌日新。

　　新一轮改革，重在基本制度建设，功在千秋，难以吹糠见米，不可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