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国农业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不少冠名为“股份合作制”的农场和合作社，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仔细观察，存在不少混淆和异化，不少这类组织(企业)其实并非具有合作制的性质，也就是说，其成员(农民)与组织(企业)的关系并不存在合作制意义上的关系，而是一种雇佣的关系，这样的组织(企业)实际上是一种股份制的农场或农业企业。

　　在我国，政府的运动式干预致使主体行为与组织的异化是有历史教训的，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对经济活动的运动式干预，致使主体行为与组织异化，如上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逐渐背离合作制的过程与历史，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在现阶段，需要警惕政府通过经济手段和行政号召对经济活动的运动式干预，致使主体行为与组织的异化现象。

　　记者：要推进我国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您认为应该关注哪几个方面？

　　黄祖辉：农业部2014年发出的“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很具针对性，应作为我国现阶段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首先，要把握家庭农场基本特征。家庭农场经营者应该是农民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是依靠家庭成员而不是雇工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应该适度，与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要注重比较效益基础上的农业经营规模，推进多种类型的农业规模经营，使家庭农场的收入水平能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当，实现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业家庭经营的支撑体系。也就是说，要通过建构支撑农业家庭经营的服务体系，形成高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系，以克服农业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尤其是农业的家庭经营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对经营规模扩张、产业化经营和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局限性，基本的路径是建构“三位一体”，也即产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支撑家庭农业发展的服务体系。

　　再次，要推进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和农村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这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总之，要科学引导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和不同农产品特性出发，避免运动化和政策过度干预，不追求形式和数量，重点在家庭农场发展的环境上下工夫，如在产业组织化，服务体系完善，土地制度改革，新型主体培育等方面下工夫，并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记者：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您如何看待这一指导意见？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

　　黄祖辉：长久以来资金短缺一直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相比于传统的家庭小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经营的资金供需矛盾却显得异常突出，主要表现在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决定其对金融资本的吸引力不够，家庭农场经营对生产资料的采购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更大。对此央行《指导意见》的出台适应了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一方面能有效缓解种植大户、农场主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瓶颈，更主要的在于为农业经营获取金融资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希望在人行的推动下，一系列地方性的对策措施也将适时出台。

　　为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农业的支持作用，应把握以下几点：开展农场金融立法工作，进一步规范农场金融机构行为；实现财政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做到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完善金融支农风险预防机制及相关配套措施，保证金融支农的可持续性；从家庭农场自身的角度看，要规范财务管理，以减轻金融机构评级、授信、贷款以及监督的难度。

　　记者：在政策的扶持下，家庭农场的规模将达到何种程度？

　　黄祖辉：事实上，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发展家庭农场的条件并不充分。首先，土地制度并不完善。建立在合约期限有限，并且主要是土地经营(使用)权流转基础上的土地规模经营，对于土地流转双方而言，仍然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潜伏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和投资风险。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家庭农场主往往拥有土地的完整产权和经营权，他们可以对所经营的土地做个长远规划，比如水利基础建设怎么搞、配套设施如何建等等，而在我国，目前所建的家庭农场，其经营的土地大部分是通过流转而来的，转租期最长的不过30年左右，短的只有2-3年。这就给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留下一个问题，即家庭农场主难以考虑长远，难以大量投入资金。其次，农业服务体系并不完备。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是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经营主体和产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的有效结合，而我国目前的农业服务体系并不完备，家庭农场如果缺少或者不依赖这样的服务体系的支撑，仅靠政府的扶持，既会扭曲与异化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也很难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基于此，我认为，现阶段政府对家庭农场的扶持与发展应持审慎态度，尤其不宜大力扶持那种名为家庭经营，实为雇佣经营的家庭农场，因为它既不利于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与完善，也不适合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同时，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点也不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