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采用“收复”一词，意指我们的发展有好长时间不呈科学性，造成农村这个阵地已经失守。虽然近10年，中央每年春天都有下发一个一号文件，指明三农工作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可是，各地方政府用几次会议重复了文件的内容之后，一年下来都在大拆大建，驾轻就熟地朝着旧的工业化模式和旧的城市化模式滑过去。那些没能反哺农业的产能例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在继续增多，由三农支撑着的城市发展无休止地垒砌着大量的积木式楼房。中央政府担心出现泡沫经济，多次出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然而让我们看到的是，高位房价正在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日益严重。

　　就这样，在人们早已知道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自上到下无不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有所作为的语言环境中，农业日渐萎缩，农村走向陷落，农民还是摆脱不了“二等公民”的地位。有鉴于此，我觉得有些老调还必须重弹。

　　我们的政权是赖有中国共产党找到农民这支天然同盟军去取得的，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靠着广大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建成的，今天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在社会生产力如此低下的情形下，这个经济规模的较大成分也还是千百万农民粗犷劳动力的集成物。就今日的城市人都在讲究延长寿命、竟相赴韩整容、奋斗移居海外而广大农民却是为了一般水平的生活而奔波的现实而论，说它个农村阵地失守不为过。

　　在现代世界的经济格局中，我们是以小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去取得一个均衡位置的。也即是说，自从两次世界大战冲垮了各个国家的封闭状态之后，再落后的国度都无可能按照发达国家两三百年前的发家之道去循序上进，行初期资本积累什么的，而是必须本着国内基础生产出发，直接瞄准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去发展。在这个进程中，免不了“拿来”主义，最初可以拿来硬件模式，例如我们建国初始就拿来了钢铁、化工、有色金属、汽车、煤炭等工业化式样。在工业框架搭起来之后，就必须偏向于拿来金融信息、科学技术等软件了。我国的工业化、应是从农业生产中伸长出来的工业化，我国的城镇化，也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附属形式（前不久，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陈志武说：城镇化是结果，不是源动力，它不可能自上而下去铺开）。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是由小农业支撑着一个非农阶层，这个阶层不但没有反哺农业的功能，而且在不断膨大。社会生产大脱节，怎么去发展？又如何去城镇化？

　　1978年农业生产力出现了飞跃式发展，可到了1983年改革向城市转移时人们竟忘乎所以，没有把农村的进一步改革统筹起来，城市凭借自身的政治优势把三农作为（攀比西方的）垫底之物。到了1987年，主流社会将农村淡忘了，谈建设，就专指去在现有的城市铺摊子和盖楼房，谋发展，无非就是立项和招商引资。由于中国农民在建国之初是被设计为不拿工资的，所以在获得自主经营权之后国家财政又是偏向于对城市投入，农村劳动力全方位涌入城市及发达地区成为必然。这样的历史走向，势必使国家财政加大力度对城市和发达地区倾斜，反过来又是加剧了中国农民逃离农村的动作，由此而形成了“去农业化”的恶性循环。发展至今，整个社会对于输出廉价劳动力已经形成依赖性，似乎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我们就被迫去饮鸩止渴，抛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去救“世界工厂”，到今日后患无穷，便表现得不知所措──好像在等待──等待那个──世界经济复苏！必须清醒，欧美国家的战略已经转变了，过去的情景不会到来了。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森林、矿产资源呈净流出状态，留守在农村的人为了使经济与城市的对接（例如提价了的农业生产资料、医病、入学等），就得去滥砍乱伐乱采乱挖乱捕捞。至于关卡，在金钱主导一切的背景里，可以用钱浚通，屡试不爽。

　　多少年来，我们的治理方式一直是出了一个漏洞，就堵一下漏洞，眼看农村走向陷落，1998年就来一个“村民自治”。那时已是资本大潮全面涌入的时候，自治之后，旨在开拓农村金融路径的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纷纷迁至城市的繁华地段，原来滋润着山林和良田的溪涧被切割成只管收取电费的一个又一个小型水电站，不少纯净的泉水被私有化工厂所毒化，农田成片被撂荒，一句话，在资本大潮的冲击之下，农村经济溃不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