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一大早，泰州市姜堰区淤溪镇15个村的种田大户，赶集似的来到镇富贵山庄一楼会议室。只能容纳200多人的会场里，一下挤进了400多人。“事前我们通知参加培训的人员，小村10个人，大村15个人。”该镇党委副书记卢跃林一边请工作人员到附近的农户家中借板凳，安排加座，一边请人赶紧再买200套笔记簿和笔。

　　记者近日在苏州、无锡、常州、泰州、徐州等地农村采访时发现，种田大户对知识的渴求超出想像。“随着家庭农场的出现，必然会催生一大批职业农民。”省农委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处处长肖延川说。据介绍，目前全省经农业农经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已达6700多家，分布在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复合经营等领域。“经营方式由一家一户向规模化经营转变，社会属性由生产者向经营者转变，民事法律主体地位由自然人向企业法人转变，"农民"由模糊的身份发展成为真正的职业概念。更可喜的是，这些"职业农民"里，年轻人的身影多了起来。”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丁孟村25岁的李婉，2008年从徐州旅游学校毕业，先是当了一年导游，后受父亲影响回家种樱桃。2004年，李婉的父亲通过自学钻研及拜访专家，掌握了大樱桃的种植技术，然后便从传统种粮转向专业种植30亩大樱桃。如今，李婉家里的樱桃园已达150亩。她觉得，现在的新型农民和以往大不一样了，不但要有技术，还得懂经营、会管理。

　　泰州市姜堰区沈高镇双星村农民吴小燕，是一位漂亮、时尚的80后女孩。吴小燕说，她家以前种了10多亩露天蔬菜，由于生产规模小，栽培技术水平差，1亩地也就赚个一两千元。3年前，她参加了职业农民培训班。经过培训、考试，半年后她拿到了省农委颁发的“职业农民培训合格证书”。此后，她将露天蔬菜改成大棚西瓜，亩效益是原来的三四倍。

　　一个个农场主嬗变为“职业农民”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土地流转难度加大，部分村民不愿意在流转协议上签字，导致职业农民创办的高效农业项目上不了规模；农村出现的用工难、工价高等问题，也增加了“职业农民”的投资风险。

　　“现在每天都有经纪人到田头批发蔬菜。因为找不到打零工的村民，我只好发动一家4口起早带晚地劳作。”双星村农民沈发金说，他原来跑出租，2010年参加了镇里举办的职业农民培训班后，投资20万元种植了20亩大棚蔬菜，收益可观。最近，他准备再流转10多亩土地扩大种植规模，但用工问题成了其“心头大患”。

　　位于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的先锋农场，是省内首个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农场主于永军说，如今青壮年劳力纷纷转移到城市，农村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他的农场一直靠父母、叔叔、舅舅等忙碌着，他盼望尽快找到懂经营、会技术的专业人才搭把手。

　　于永军的烦恼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省农民培训中心主任吴建坤说，近两年，我省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重点，多层次打造职业农民梯队，每年有3万多人获得农业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人数全国领先。今年，我省又提出要培养10万新型职业农民。然而，与家庭农场主热衷参加培训形成反差的是，不少地区的普通农民学习积极性并不高，被动接受培训。分析原因，目前对获证后的职业农民，政府出台的针对性扶持政策不多、不完善，导致普通农民缺乏参加职业培训认证的积极性。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层次、多环节，多渠道、多类型等培育构件，需要政府各部门在教育培养、认定管理、政策扶持，以及在产、加、销等多个领域予以协同。”吴建坤说，在目前无法做到获证才可种田的情况下，可以优先培训对新品种、新技术、新信息有强烈需求的农民，使其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继而与财政支持、土地流转、信贷发放、税费减免、技术服务、社会保障等扶持政策相挂钩，形成有证没证大不一样的局面，自然会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产生。此外，对进城就业人员、老年人建立合理的土地退出机制，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发展农业保险（放心保）等制度，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