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引入了空间差异性的非线性异质框架的研究中，为更有效地发掘非正式机制的效果，Cason教授进行了格外小心的实验设计，如参考其他已被证实可有效提高合作水平的研究，将惩罚成本比定为3∶1。规定不允许被罚者反抗惩罚并设置固定搭配的重复博弈，以最大限度提高合作水平，以及为避免不公平厌恶的产生，只允许对相同距离的成员进行相互惩罚。尽管如此，非正式机制的单独使用仍然不太有效。这预示着与以往同质的、线性条件的公共品相比，对于非线性异质性公共品的研究可能需要更高的惩罚成本比才得以使非正式机制发挥作用。

　　此外，与基准水平（实验1）相比，正式与非正式机制相结合（实验4）是最有效率的（达到90%左右），超过了单独的正式机制的效率（86.8%）。二者均通过了Mann-Whitney检验（p<0.01）。这里的效率是指实验中所实现的经济剩余与理论推导的最大可能剩余之比。而经济剩余是特定排放水平下的收益与成本之差。事实上，在现实中易于观察的现象是，非正式机制的成功往往依赖于一个得以规制集体内成员的外部代理人的存在。外部代理人的威慑作用有助于建立和维持集体内部的社会规范，这样政府就可以巧妙地利用外部代理人这一角色来缓和环境损害。

　　在这项研究中，Cason教授设计了两种得以降低周边污染水平的激励机制。在正式机制下，当该小组的总污染量超过了设定的允许排污水平，小组内的每个成员都将被处以罚款。而在非正式机制下，小组内成员可以观察组内其他人的排污水平，并选择有代价的相互惩罚。文章对这两种机制各自的以及组合的效能进行了考量。结果表明，在减少污染和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正式的机制显然比非正式的成员间惩罚更有效。不过，在两种机制组合的情况下，非正式机制可以提高正式机制的效能，从而达到最高的效率。

　　当前，农业非点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地表水污染的主要来源。鉴于中国水资源的严峻形势，政策缺失是一直以来的普遍现象。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缺乏对非点源污染的相关知识的了解，也不缺少控制污染的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政策框架和配套制度。而目前国内尚未开展相关问题的实验研究。如能借鉴国外已有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具体的实验设计，必然为政策的施行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