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珠三角腹地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常住人口超过260万，GDP约2000亿元，土地开发强度超过50%，集体建设用地占全部建设用地的70%以上，大部分工业和商业都建筑在农村土地上。南海区委委书记、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邓伟根向记者表示，要真正释放集体土地潜力，需完善出租、转租、转让、抵押等方面集体土地政策，建立“同地、同价、同权”的城乡一体化土地供应市场，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逐步释放集体土地潜力和农村管理服务效能。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陈露建议，应发挥城乡接合部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低成本吸引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重要功能，探索集体土地用地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进城定居创造条件。“在采取严格保护耕地的措施下，在城乡接合部地区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改革模式，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建设流动人口住宅，出租或者转让给流动人口使用，或通过挖潜改造旧镇区，进行迁村并点，解决小城镇建设用地问题”。

　　深圳面临着土地空间限制、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压力、环境承载力等“四大难以为继”的压力。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委员会工作人员建议，在土地流转模式方面进行股份合作制尝试，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释放级差土地收入的巨大能量，把属于村民的财产权利和收入还给村民的同时，将土地纳入规范化管理之中，经由土地合法流转，形成原村民与各相关利益方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的新格局，提高既有土地的开发利用效率。

　　“城镇化的潜力不在城区而在受制于现行管理体制、早已步入工业化的城乡接合部，只有解决好城乡接合部问题，才能为新型城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专家认为，如果能成功破解城乡接合部的“城乡融合”问题，就意味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往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京沪广试水“善治”

　　“行政方法不能用，经济方法不好用，法律方法不管用，思想教育不顶用。”这是部分基层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形容城乡接合部“难管”而编出的顺口溜。

　　面对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力度较弱、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散乱等“老大难”问题，北京、上海、广州、佛山等大城市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专项清理整治，探索出“封闭化”社区管理、主动服务解决流动人口工作生活难题、集中统筹开发集体建设用地等新路径，为我国实现城乡接合部的“善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封闭化”破解治安难题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星星村地处城乡接合部，共有500多户本地居民，外来务工人员高峰时达3500多人，曾是宝山区治安最差的村落。近年来，星星村探索“封闭式”管理模式，5个出入口都设岗亭，随身携带信息卡的居民从此经过，监控屏幕就会显示出居民照片和基本信息。

　　据星星村委会主任沈永发介绍，为解决治安管控难题，该村为居民办理信息卡，门禁管理从“设卡盘查”转为“自动识别”，持卡人“无障碍”通行，对非持卡人则加强盘查和出入登记。“以前这是盗窃团伙聚集地，实施封闭式管理后，派出所登记的高危人群有200多人悄悄撤离了。”如今，这种“封闭化”管理模式已在顾村镇其他村落推广。

　　同样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西部16个自然村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例高达1：7，一度出现“违建”严重、闲杂人员任意往来、违法犯罪人员与公安人员“打游击”的治安“乱象”。西红门镇近期对这16个村“筑围墙、安街门、把路口、设岗亭”，村内人员、车辆持证出入，外部人员、车辆登记出入，同时建立巡防队、流管队和环整队三支专职管理员队伍，组成306个点的视频巡逻系统。

　　经过“封闭化”社区管理，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社会秩序明显好转，这16个村不仅警情同比大幅下降，村内居民对社区的安全感从2006年的50%提高到了2012年的90%以上。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政法专职干部汪凯波说，城乡接合部大多处于原始自然开放状态，过去运动式、突击式的整治办法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吃力不讨好”，容易出现屡清整、屡反复的“拉锯”现象，而封闭式管理就像“装纱窗”，尽管会引起一些人的不适，但对改善城乡接合部管理现状却相当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