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说，日本所代表的则是相对人多地少的模式。其平均每个劳动力所耕种面积在1880年是美国的1 / 25，到1970年则更只是其1 / 82.5。其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在1880年是美国的1 / 6.5，到1970年更只是其1 / 10。但是，其每亩的产量在1880年是美国的六倍，在1970年则达到其十倍。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合来说，日本的模式是比较“劳动力密集”的，因此其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高，但因为劳动力的人均用地较少，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低。它是一个 “小而精”的农业现代化模式。

　　在现代化的农业“资本”投入中，我们还需要清楚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投入。首先是机械，主要是拖拉机（可以称作“机械资本”），它是促使劳动力通过规模化而提高其人均产量的关键因素。上面已经看到，1970年美国单位劳动力使用的拖拉机量是日本的45倍（中国该年的960倍），这是因为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主要是机械化，其中关键是节省劳动力。它的前提条件是其地多人少的资源禀赋，即其作为“新大陆”得天独厚的基本国情。但这并不意味“现代化”必定是这样的规模化。日本反映的则更多是类似于中国的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所依赖的主要不是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而更多是下面要分别讨论的尽可能提高地力、节省土地的化肥。至于中国，其人多地少的起点和日本相似，但进入现代，则要比日本更加苛刻：如表1所示，1970年其每个男劳动力耕种的平均面积才10亩，是日本的一半。时至2013年，中国仍然远没有达到日本在1970年便已达到的单位男劳动力的平均耕地面积，即30亩：中国今天如果（像表1那样不计算妇女劳动力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平均每个（男）劳动力15亩。（黄宗智，2010b：75，122）如果与美国相比，差异当然更加悬殊，其节省土地的激励只会比日本更加强烈。

　　第二种现代农业投入是化肥，与机械的性质有一定的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地力。另外，它的使用也和劳动力投入有一定的关联：譬如，每茬作物可以比较粗放地依赖机械或自动化来施用，但也可以更精密地手工施用，或手工配合机械来施用。它可以仅施肥一次，但也可以施肥两次或三次。同时，不同作物的化肥需要量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蔬菜所需用肥料（化肥）和劳动力都要比粮食高得多，水果基本同理。（Huang and Gao， 2013：Figure 5； 亦见黄宗智、高原，2013：图5）日本1970年的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是美国的430％，所反映的正是节省土地的激励，与美国以节省劳动力为主的模式完全不同。日本按亩使用化肥量比美国精密，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其高值农作物在所有农作物中所占比例要比美国高得多。这个道理和中国近年来兴起的高值“业”产品是一样的：它们普遍使用比粮食要高出甚多的化肥量，而且施肥比较精细，反映的正是“小而精”、与美国“大而粗”的农业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它是（非机械）“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模式。1970年，中国每公顷的化肥投入量已经超过美国，今天则达到将近日本1970年的幅度（345公斤 / 公顷——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1：表3-4，7-1）。（近三十年来蔬菜的化肥和种子投入与粮食的不同，见Huang and Gao， 2013：48-49；亦见黄宗智、高原，2013：第37页）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个人们常常忽视的道理。正如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E. AnthonyWrigley）说明，农业说到底是一种依靠“有机能源”的生产，不同于使用“无机的矿物能源”（inorganic， mineral-based energy）的现代工业“产业”。一个劳动力通过使用畜力充其量可以把所投入生产的能源扩大到八倍，但远远不到一个矿工一年能够挖掘200吨煤炭所能产生的能源的幅度。（Wrigley， 1988：77）这里，我们需要补充说明，其实“地力”——这个来自中国厚重农学传统的概念和用词——也是主要依靠有机能源的。即便借助机械和化肥与科学选种，单位土地面积的产能仍然会受到地力的限制，其可能提高的幅度也比较有限，比不上机械能源可以大幅提高。因此，在给定的人地比例下，农业生产量的可能扩大幅度比较有限，与无机能源的机械生产十分不同。与工业相比，农业更严格地受到人地比例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大幅突破其制约。这是农业与工业间的一个基本的差别，但今天经济学界则普遍倾向不加区别地使用来自“无机能源”机器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于农业，广泛地把农业当作一个机器时代的“产业”来理解和分析，以为它可以和机械世界那样几乎无限度地大规模扩增产量。（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待刊：第1卷，三卷本“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