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它也是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小而精”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关于真正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理论洞见。中国近三十年来已经相当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

　　美国式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将会把不少农民转化为农业雇工，压低农业就业机会，最终消灭中国农村社区，是一条既与中国历史也与中国现实相悖的道路。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小而精”农业现代化模式则是个维护真正的适度规模小家庭农场、提供更多的农业就业机会，并可能逐步稳定、重建农村社区的道路。未来，它更可能会成为更高收益并为人民提供健康食物的同样是“小而精”的绿色农业道路。

　　一、 农业现代化历史中的两大模式：地多人少与人多地少

　　农业经济学者速水优次郎（Yujiro Hayami）与其合作者拉坦（Vernon Ruttan）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做了大量的计量经济研究，用数据来比较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的不同农业现代化历史经历。他们搜集和计算的数据包括关于本文主题人地关系与现代化模式的数据，用小麦等量来比较1880年到1970年将近一个世纪中的单位面积和单位劳动力产量演变，并计算出不同的单位劳动力的拖拉机使用量和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总体来说，他们的计量工作做得相当严谨，可信度较高，但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理论概念、和数据过分繁杂，没有清晰地突出人地关系方面的数据，更没有能够有针对性地阐释明白这些关键数据的含义（Hayami and Ruttan， 1971：数据见附录A、B、C，309-347；Hayami and Ruttan， 1985：数据见附录A，B，C，447-491）。之后，他们的数据曾被丹麦农业经济理论家博塞拉普（Boserup， 1983：401；亦见Boserup， 1981：139）重新整理和总结。由于博氏长期以来特别关注人地关系与技术变化之间的关联（Boserup， 1965；Boserup， 1981），她特别突出了这方面的数据，但遗憾的是，她该篇论文论述的是全球各地有史以来不同时期的农业经济历史轮廓，处理议题太多，因此也没有从这些数据中提炼出鲜明的、有针对性的概念（Boserup， 1983：数据和整理见第401页；亦见Boserup， 1981：139）。其后，“文化生态”理论家内汀（Robert McC. Netting）注意到博塞拉普整理出的数据的重要性，特地在其着作的导论中转引了整个表，正确地突出了小规模、相对高度劳动集约化的小家庭农场的重要性，但他关心的重点不是农业经济而是农业社会的“文化生态”，也没有能够清晰地说明那些数据的经济逻辑。（Netting， 1993：数据见第25页）为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重新检视速水优次郎和拉坦（以下简称“速水—拉坦”）四十多年前所提出的数据，进一步说明其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历史中的两大代表性模型。兹先把其关键数据表列为表1。为了更清晰地突出这些数据所包含的理论含义，讨论将先集中于美国和日本的比较，然后才讨论英格兰、丹麦、法国、德国和印度的数据，并进入笔者添加的中国数据。

　　显而易见，美国经历代表的是一个地多人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表1所列出的1880年到1970年间的90年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特别丰富：1880年美国平均每一个男劳动力种地375亩（25公顷），日本则是15亩（1公顷），是25：1的比例。之后，美国主要是通过机械使用来进一步扩大每个劳动力所耕种的面积。1970年，其机械使用是日本的45倍，平均每一个男劳动力一台拖拉机，而日本则是45个男劳动力才一台。伴之而来的首先是每个劳动力所种面积的悬殊差别：到1970年，美国一个男劳动力种2475亩地，日本则才30亩，是82.5：1的比例。美国农业那样的要素组合意味的是，平均每个劳动力产量（以小麦等数计算），亦可以说是“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日本，并在这期间显着提高，在1880年是日本的6.5倍，到1970年达到10倍的幅度。但其单位土地产量则较低，到1970年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合角度来说，美国的模式是比较“粗放”的、单位劳动力用地较多，单位面积用劳动力较少，因此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高，但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低。我把这样的农业和其现代化道路称作“大而粗”的种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