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农村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经营的有效方式。因此，土地流转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理论界和政策层面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农户承包地流转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发现，土地流转规模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主要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人均耕地数量、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等4方面的因素所决定(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2001)。农民人均收入水平高、第一产业比重小、人均耕地数量适中、地方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大的地区通常土地流转规模较大，反之就比较小。从土地集体经营逐步过渡到家庭承包经营，从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确立到土地不同经营形态的创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一直在实践着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过程均表现出“帕累托改进”，其绩效非常显着(张红宇，2002)。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主要有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转包、城乡统筹等不同模式。这些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法律缺失、制度不完善、组织不健全、政策力度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杜朝晖，2010)。通过法律规范、制度创新、组织建设、政策支持等来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为了适应新形势，进一步规范和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60号)(王世元，2011)。这种对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方式对农村土地流转有何影响？土地流转后，是否有利于农户、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稳定，是否能够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建立长久基础？这是本文结合A县案例分析将要回答的问题。

　　二、集体土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产权明晰有利于效率改进。农村土地产权清晰对于提高农业投资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产权明晰的方式，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极大地发挥了制度效应，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然而，家庭责任制强调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明晰，为家庭经营创造了制度基础。由于家庭责任制没有明确集体土地相关权益的交易、抵押和转让等权限，随着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集体土地产权的某些限制逐渐成为阻碍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只有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才能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将生产要素配置给最具效率的生产者，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最终提高农业生产力。2011年，国家农业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规范和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等土地权利的确权登记发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要覆盖到全部农村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包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依法保障和确认了农民的土地物权，为我国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提供了良好契机，打开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新局面。

　　早在2008年9月，山东枣庄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所，首批为徐庄土地合作社的200多户农民颁发了土地使用产权证。枣庄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由三个部分组成：发放土地使用产权证、建立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农村土地合作社(杜朝晖，2010)。集体土地确权为农村土地流转建立良好的基础，并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一定普遍适性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成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枣庄模式、成都模式、扬州苏州模式等。通过总结目前基于集体土地确权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集体土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发展的效应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