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2038.7亿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十年增产，成为去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但必须看到的是，连续十年增产的同时，是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仍旧偏低，是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日益凸显，是谷物进口数量的逐年递增。随着粮食供求格局从“总量紧平衡、结构性短缺”向“产需缺口继续扩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转变，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要让饭碗里盛的主要是中国粮，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十连增”后粮食生产应该怎么办？成为两会热议的话题。

　　让新型经营主体成为主力军

　　春耕在即，不少种地的乡亲却进城打工了。这让来自“北大仓”黑龙江的种粮大户孙斌代表忧心忡忡。“就连合作社也面临着社员种植积极性下降的问题。”他坦言，“去年玉米、水稻都是大丰收，收购价格却在跌，种10垧地还不如出去打工一年挣得多，还不用担风险。”

　　比较效益偏低，是农业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的重要原因。“如果种粮农民没有积极性，即使有耕地，也很难生产出我们需要的粮食的数量和质量。”国家粮食局原局长聂振邦委员建议加快目标价格试点，通过补贴使农民种植粮食得到合理的收入。

　　“目前的补贴都以现金直接兑付到农民‘一折（卡）通’账户，这部分补贴资金实际上已变为农民的收入补贴，不耕种土地的农户或种植非粮作物的农户同样享受补贴，形成了‘国家当投入、农民当收入、基层当负担’的现象，补贴政策的初衷没有得到应有体现。”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刘建军委员指出。

　　“种粮补贴不补粮”的问题，同样引起了民革中央的关注。民革中央在一份提案中建议，适应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需要，应将新增种粮农民补贴向规模经营倾斜，从直接补贴向补产能建设转变，并将土地流转补贴等补贴资金重点向粮食规模经营倾斜，在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的晒场、仓储烘干、机房机库等生产条件改善上给予相应扶持。

　　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还必须降低种粮风险。民革安徽省副主委、安徽省种子协会秘书长李爱青代表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现在安徽1亩地的流转费用大约是1年1000斤小麦，流转500亩地，每年土地租金、农药化肥、人工成本等各方面投入需要80万~100万元。“一旦遭遇天灾，家庭农场面临的风险很大。”李爱青建议尽快考虑解决家庭农场的保险和实施用地问题，减少种粮大户的后顾之忧。

　　而对于种粮大户而言，目前的农业保险“不解渴”。全国种粮大户、安徽省太和县张槐村党支书徐淙祥代表建议加大对高产示范田的保险投入，同时强化对参保农作物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增强农作物抗灾能力，保障农业丰产增收。

　　“破解农业保险推进难题，必须坚持市场化方向，同时需要对投保主体和需求进行细分：对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主体，可以通过商业保险的途径提高保障标准；对分散经营、靠天吃饭的主体，坚持政策性保险为主，低标准广覆盖。”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罗建国代表建议。

　　主产区和主销区都要负起责任

　　“抓种粮，主产区应该承担责任。”刘建军建议进一步增加转移支付，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一是扩大产粮大县奖励范围，增加转移支付资金；二是建立完善对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的检查考核制度，从顶层设计上增加直接用于粮食生产的资金比例，确保奖励资金增量部分主要用于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的关键环节。

　　民革中央在提案中同样关注了主产区地方政府的利益补偿问题，建议建立产粮大省大县奖补资金增长机制，每年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不低于20％的比例直接用于扶持粮食生产，由地方政府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确定扶持重点。

　　安徽省水利厅厅长纪冰代表建议对农田水利管护费用进行补贴，由中央财政补贴1/3，算下来一亩地也就是5元，却能发挥大作用，因为“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比建设更重要”。

　　“中央财政要舍得支持，但奖补资金不能‘撒胡椒面’。”罗建国代表建议，改变当前粮食扶持资金“碎片化”的特点，依据用途对项目资金进行整合，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粮食生产。他认为进一步完善农业投入机制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要符合农民意愿，农民愿意参与；二是完善整合机制，向形成生产力方面整合；三是钱要花得符合市场效益，能够建立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