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晚间，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今年的一号文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方向明确，但突破不大，在一些细节性的环节上，亮点和新意颇多。

　　郑风田具体指出，在保障粮食安全上，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在粮食收储上也有许多改革措施。

　　“总体而言，一号文件基本秉承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把粮食安全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三农领域的改革也做了全面阐述。”郑风田称。

　　粮食政策的两难处境

　　保障粮食安全首先必须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积极性的提高则有赖于经济刺激和利益引导。在这方面，中国的粮食政策已面临两难处境。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上述隐忧。陈锡文称，中国粮食进一步增产面临资源和环境的挑战，“一味增加粮食产量，已经造成一些土壤污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若继续按传统办法，增加农药、化肥、薄膜等石油用品投入，农村环境将难以承受，农产品安全难以保障。”

　　另一问题是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量逐年加大。陈锡文说，2012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达到1605亿斤，相当于10个浙江省的粮食产量。

　　目前中国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提高农产品价格，中国从2004年起，对重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至今已有11年，稻谷、小麦等主要品种名义上的最低价已翻了一番。

　　二是补贴农业和粮食生产。2004年，中国首次对农民实行粮食补贴，当年补贴额146亿元，到2013年，这一补贴预计超过1700多亿。

　　然而，上述两项政策未来或面临变数。据陈锡文透露，2013年下半年，小麦、玉米和大米这三个品种的国内价格都已高于进口粮食的国内到岸完税价，小麦高5%，玉米高6%，大米高25%。如果中国继续提高粮价，就会刺激粮食进口，对国内农业和粮食生产造成冲击。

　　若用增加补贴的办法，可能会遇到中国加入WTO时作出的承诺，即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不能超过国内农业总产值的8.5%。该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被称为“黄箱补贴”，是WTO农业协议规定不禁止但须承诺逐渐削减的补贴类型。

　　正是基于以上困境，2014年一号文件在保障粮食安全上提出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充分利用国外市场的新措施。

　　一号文件提出：继续坚持市场定价原则，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切实保证农民收益。2014年，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探索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开展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试点。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策。

　　土改的几项原则

　　外界对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期许甚高，然而，多位三农学界政界的受访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次一号文件在此问题上表述还是相对“保守”。

　　陈锡文在清华大学三农论坛的一次学术报告上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态度十分慎重，指出要“谋定而后动”，习近平对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几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全国国土工作会议上表示，土地制度改革事关重大，是改革难点之一，涉及的主体和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必须审慎稳妥推进。“要守住底线，试点先行。”他说。

　　所谓试点先行，就是在拿出改革总体框架和工作方案之前，先选择若干地方进行试点，有序进行探索，总结出可复制、能推广、利修法的改革经验。

　　在上述基本原则上，2014年一号文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提出“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提出规范的实施办法，建立配套的抵押资产处置机制，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