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头发蓬乱，睡眼惺忪，背着蛇皮口袋，挑着涂料胶桶，人挤人、人叠人地扒上了绿皮火车。汽笛拉响的那一瞬，他们费劲儿地从窗口探出头来张望，眼光迷茫而忧伤，表情坚毅而麻木，故乡，顿时退在了身后。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样的“告别”发生在无数中国中西部的边远小城。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重新获得了寻找职业机会和迁徙自由的可能。他们很多人选择了“流动”，不管是被人为“盲流”，还是称为“农民工”，他们都要离开“土地”，奔向城镇工厂。这群人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走向活跃的市场经济的主要“流动”力量，以他们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成为“流动中国”的重要标志。

　　从中西部到东南部，从村落到城镇，从贫穷之地向富庶之境，他们在“流动”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城镇化运动也在狂飙突进。资本和城市扩张的逻辑助长着地方政府源源不断的“GDP冲动”，它使得城市化、城镇化的潮流在空间格局上不断“淹没”着面积更大的乡土中国，拆房建屋、大拆大建、推“城”出新，成为“流动中国”的另一符号，尽管它饱受诟病。两类反向的“流动”图景重合在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城镇化过半的奇迹：2011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为2.3亿人。

　　没有任何理由轻看这一成绩，它象征着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了颇为关键的一步，也支撑着这个国家保持必要的发展速度，相对从容地化解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是，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当最早离开土地的人们在城市安顿下来，仅仅是安顿下来，却再也回不去自己的故乡；当“千城一面”的城镇化运动疯狂地吞噬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村庄和宁静的街道，甚至生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外表光鲜的“鬼城空镇”；当钢筋水泥浇筑的高楼大厦将城市人隔离在一个又一个“鸽子笼”里，再也无法安放他们日渐增长的不安。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关于土地以及深埋于土地的文化和记忆，便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记忆，或者说是一种集体焦虑。

　　这是一种被现代化、工业化“加工”后的乡土情结，而在中国城镇化运动的语境下，它显得更加沉重而富含警示意义。

　　事实上，流动中国的图景背后，正越来越清晰着一副令人纠结城乡图景。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继续向东部输出，老弱病妇留在日渐荒芜的土地上耕作；很多有着漫长宗族（家族）历史的村落、祠堂和公共活动空间，越来越萎缩；农户依然贫穷，村庄日渐消瘦，留守儿童散养在萧索的村镇，孤独的老人在夕阳下拉出一道佝偻的阴影。另一方面，千篇一律的城镇化模式正在被粗鄙地复制，企业带来了税收也带来了污染，农民被强行赶上楼却不知所措，老宅子老院子老巷子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散了，一排又一排整齐划一、形式单调、毫无文化和时间沉淀的新村新街新镇，粗粝地损害着人们关于乡土中国的记忆。

　　但是，离开土地的人们却并没有找到一个“美丽新世界”。他们发现自己承担着城市相对底层的工作，却始终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他们中的第一代可以接受这样的制度遗产和历史惯性，而他们中的第二代、第三代显然早已心生不满，他们回不去故乡，也进不了城市，这进退失据的焦虑凝聚成一种生活在别处的“乡土情结”，既充满命运曲折的喟叹，也积聚了对城市环境的无奈怨愤。

　　其实，就是他们所羡慕或者怨艾的城市人，又何尝觉得城市让生活真地更美好？他们也许反而体会到更多的拧巴：拥挤的交通、污浊的空气、并不安全的食品、逐渐固化的阶层流动、令人窒息的吃穿住行压力、以及光怪陆离的伦理乱象和日渐累积的社会戾气。他们中很多人开始在城郊租借土地种植粮食和蔬菜，租借农家院落体会休闲和宁静，他们期望通过复制、缩微一种乡村社会来获得一份稳定的安全感和精神新生。这样一种悬空的“乡土情结”正是一种变异了的城市病。

　　在这不断扭曲的图景下，那个曾经代表着山清水秀、丰饶自足、亲情伦理的乡土中国实已模糊难辨。而进退失据的农村人和城市人，又前所未有的需要从乡土中国获取物质的底线保障，以及更为重要的精神、伦理和审美意义上的慰藉。没有归处的乡愁，以及城市没有完全兑现的承诺，就这样成为流动中国里深植“乡土情结”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