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很省心的同时还花钱少，“最开始政府是不怎么花钱的，因为定这个价格是消费者负担。但现在花很多钱了，现在巨大的仓储和巨大的补贴成本就开始显现，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改革核心：抓住市场这个牛鼻子

　　程国强解释，在高层和系统内部有关“要不要改”早已有共识，但“怎么改”还没有共识。在刚刚结束三中全会决定的第22条提到，要求改革农业补贴制度，要完善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也就是说目前这套支持政策要改革，要有替代措施。

　　“我们不要轻易把这两个托市政策措施断掉，它是要停掉你就要拿出东西来替代它，我是主张先立后破。”程国强建议，要解决粮食基础性和机制性的问题，可能最关键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重构整个粮食市场机制。“核心就在要抓住市场这个牛鼻子。”

　　程国强透露，目前在做粮食政策顶层设计有两个考虑的路线，一个是解决问题，叫问题导向，还有一个就是目标导向，我们究竟要搞一个怎样的粮食体 系。“像中国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需要一个怎样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如果仅仅解决‘市场被扭曲、进口增加、财政负担加重’的问题导向，不能够反映我 们对国家粮食安全总体目标需求。”

　　程国强认为，粮食安全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当我们迈向高收入阶段如人均15000美元后，粮食安全的目标开始减弱，而转为最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即农业资源代际传承的问题。

　　“你现在要保粮食安全，你不能把后代粮食安全给弄没了，现在可能优先的目标应该是粮食安全，但是必须有相对的有限性。必须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考虑到财政负担能力等等，不能说为了粮食安全，不惜一切代价。”

　　程国强还强调，保农民增收和保粮食供给是属于“桥归桥、路归路”两个方向的问题，在政策目标设置上实施生产性的目标和你的收入目标必须剥离，不能放在一块。

　　他还提到，今后的粮食安全既要立足国内生产，同时还得要确保稳定的持续安全的外部供给。国内生产只能保其中最核心，如口粮；其他就需要进口。 “之所以要进口，就是要把你国内这些资源腾出来，一方面是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保你口粮的需要”，程国强加重了语气：“如果你什么都保的 话，可能什么都保不住。”

　　按照程国强的逻辑，在确定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边界上，不能太宽，其产品边界要集中在口粮上；而要解决它的资源边界也不仅仅是国内资源，要延伸到国外；同时市场边界既有国内市场也有国际市场；在粮食安全的历史边界上，不仅仅要考虑到这一代人，还要考虑到子孙后代。

　　程国强建议，今后的粮食政策改革应该是分层次、分品种的来选择。在政策设计上，要防止市场被扭曲。程国强在发言中也承认，有关怎么替代目前这套托市政策体系还不是很成熟，上文提的这几种替代政策都面临着操作的问题。

　　比如目标价格补贴，按照规定如果农民销售的价格，这个市场价比目标价低一毛钱，可按照保险或补贴给农民，但按什么方式补给农民？“比如有的说按 面积补，按产量补，按销售量补，但是面积怎么确定、产量怎么确定，销售量怎么确定，如果一项政策它的补贴从生产性补贴演变成收入补贴，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