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期在鲁豫赣鄂陕渝等省市的农业主产区调研了解到,受困于农业“非税”“非政绩”的产业特征,这些地区抓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普遍不高,陷入“背着包袱抓农业,抓完农业包袱重”的尴尬,农业干部稳粮“心难安”。
农业县粮多财少
万载县是江西省粮食主产区,尽管近年来有机农业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当地依然无法摆脱“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农业大县“标准像”。据万载县财政局统计,2012年当地可用财力为8亿元,人均财政收入位列宜春市10县市区倒数第一。“全县财政供养人员1.5万,每人工资支出约为3.5万元,加上机关单位的运行开支,8亿基本属于保吃饭的‘刚性支出’,是典型的‘温饱财政’。”万载县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主任曾东升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坦言。
“粮食连年丰,G DP和财政收入却不见增长。数据显不出,领导看不到”,这是记者在多省粮食主产区听到农业干部的普遍“心结”。陕西省部分粮食主产县的基层干部无奈地表示,“依靠上级拨款的单一资金渠道,远远不能满足粮食主产区建设的需要。维持‘吃饭’尚且需要‘化缘’,哪里有钱搞建设?”
在财力捉襟见肘的同时,由于对经济的拉动效益和对G DP增长的贡献率低,在部分传统农区,农业部门沦为事实上的“二线部门”。在各地“招商引资打头、资金项目挂帅”的发展思路下,领导对农业不够重视、施政重点不在农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农业大县急于甩掉“农帽”的冲动难以遏制。
“虽是粮食主产省,可现在许多干部是谈工业大半天、谈招商大半天、谈拆迁大半天,谈农业只需一支烟的工夫,主要领导的心思根本不在农业。”中部省份农业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痛心地说。记者翻阅了山东省胶州市、陕西省华县等多个粮食主产地2013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项目”“抓招商”“推进城镇化建设”等字眼频频出现,而涉及农业部分的比重都不大,个别地方对农业工作甚至“一笔带过”。
江西省一位地方农业局局长表示,“各级地方政府沉迷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项可以产生巨量G DP和税收,但普遍轻视农业现代化,因为既不产生税收也不出政绩。现在有种说法,‘一个农业县如果10年后还是农业县,说明领导能力不行,是经济落后和财政穷困的代名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东航表示,当前农业发展存在典型的“中央惠农、地方不顾农”现象,各地普遍推行注重经济总量的考核标准,农业大县无翻身之日,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三农干部“人心思走”,努力流向工业大县。
记者了解到,农业的“隐性产业”特征造成一些地方农业干部“被边缘化”趋势愈发明显。“农业干部吃不开,提拔都是组织干部、人事干部,你看看哪个组织部长、发改委主任没有被提拔,而又有几个农业局长被提拔了?干部一旦被调整到农业部门,基本上意味着退出了领导的视野”。在陕赣鄂等地采访时,多位农口干部都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心声。
“背着包袱抓农业,抓了农业包袱重”
由于农业较少创造税收,这些地方普遍产业结构单一、财力紧张、发展速度缓慢,陷入了“越抓农业越穷、越穷越无力抓农业”的尴尬之中,农业扶贫开发中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种粮大县大多是财政穷县,这些地方是‘背着包袱抓农业,抓了农业又背包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称。
“‘小农水项目’‘清洁工程’‘村建设’‘病险水库治理’,这20多个项目基本都要市县两级财政配套,资金压力很大。”江西一位设区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称,以能繁母猪补贴为例,要求各县市配套1000多万,配套比例为20%,“我们的生猪大量外输平抑肉价,为国家作贡献,但本地因为养猪污染了环境,又没有形成价格洼地,也没有税收,还要自己补贴,这公平吗?”
“现在是哪里有能力配套,项目就往哪里去。凡是不搞农业的地方都能拿到项目,穷地方反而因为配套不起而拿不到惠农资金,有些项目明明知道很好,但没钱也只能搁置下来。”重庆市农委一位干部说,农业政策性保险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最终都附着在粮食上,并以较低价格从主产区流入主销区。“像一台抽水机,把我们的成果抽走,这是逼着农业大县去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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