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段将农业生产方式提到了更高的优先地位。过去的农业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劳动力的转移，非农产业不断发展，直至不提高工资就无法吸引农民工外出，这种现象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即过去不需要提高工资就能够得到的剩余劳动力不存在了，与此同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及低端劳动力的工资不断上涨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将2004年定义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也有意见认为，长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应该存在一个“刘易斯转折区间”而非“刘易斯转折点”。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峰值，此后呈减少趋势。因此，2004年至2010年可以被认为是我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无论按照哪个标志，我国的“刘易斯转折”都已完成，它的意义在于在转折之后，劳动力出现短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会相对下降，劳动力短缺也会引发资本报酬的递减现象。因此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无以为继，必须转向更加依靠生产力提高、技术进步、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更加重要的是，在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转折点”也称为“食品短缺点”，即到达该点后继续转移劳动力，城市需承担更高的工资，对食品需求会显着提高。与此同时，农业则必须用更好的生产方式来补充流失掉的劳动力。此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就成为前所未有的一个新要求。这个阶段面临的任务是：农业的科技进步及其贡献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更加合理的流动和配置；显着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这就要求政府在恰当领域的更高投入以及各种外部服务，包括金融服务。

　　建立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有一些理论难点需要突破。第一，农业是天生的弱势产业吗？表面上看答案是肯定的，农业有更大的自然风险，规模狭小，缺乏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吸引力。但是，美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和规模经营的程度都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业的弱势”可能关乎于它的生产方式。但生产方式不是注定不变的，在不同国家就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第二，农业金融是特殊的吗？无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的发展，都需要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政府的补贴只是一个方面，农业自身的积累才是更有效使用的资源。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也需要资金的支持。而一家一户的农民和小规模的农业是不能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的，而究其原因，也要归结于生产方式的问题。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与规模化的金融机构二者之间是很难能衔接对应的。

　　农业特殊论的根源在于农业小规模、缺乏竞争力的生产方式，从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现代化农业，是可以自生并且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农业的特殊性来源于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提出了新的任务和需要，但与此同时，现行的许多制度因素还在制约着农业发挥其潜力。

　　我倾向于认为：农业不是一个天生的弱势产业，其弱势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农业最终将发展为自生的竞争性的产业，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