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最好的十年。直观上,我们废除了农业税,粮食产量接近于实现了“十连增”,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进。这些都是“三农”发展很重要的方面。但我们沿着现有的道路走下去能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如果将中国的农业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就会看到每个时期有特定的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阶段:解决食品供给
通过改善激励机制和市场环境,提高生产率,特别是不同稀缺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分别表现为提高土地生产率或者劳动生产率,目的是达到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充分供给。这个阶段起步于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在逐步被中央承认之后,在80年代迅速成为了全国性的经营体制。林毅夫的研究表明,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的增长中,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本身做出了47%的贡献。
农业的发展是通过改革创造了好的激励机制,同时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发育提供了更好的价格信号,使得技术变迁发挥了实际作用。虽然中国农业大多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但它的技术含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农业机械化为例,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的技术变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机械化的推进是以小型的拖拉机和农具为主的话,这种技术的变迁不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而是为了提高土地的生产率;而如果是大型拖拉机和农具的农业机械化模式,则意味着劳动力是农业机械化所要节约的目的。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前,小型农机具的增长速度为每年两位数左右,而大型拖拉机和农机具的增长速度每年只有1%~2%,而在此之后,随着劳动力的日渐短缺,农业中节约劳动的技术变迁被诱导出来,大型农机具的增长速度上升为两位数,而小型农机具的增长速度则明显变慢。结果是,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食品的人均占有量都大幅度提高。
第二阶段: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为市场提供了食品和农产品,但是并不意味着农民收入水平的相应提高。“谷贱伤农”意味着粮食多了反而有可能抑制农民收入的增长。在这一阶段,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是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第一步将劳动力从粮食转移到经济作物上,接下来就地转向了乡镇企业,再进一步转向了本乡镇之外的各级城市和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在发生变化,政府不断出台惠农政策。在此阶段,农民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这一阶段对应着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一个以传统的农业为代表,在这个部门中,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因为土地是固定的,而劳动力是过剩的,因此把劳动力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中,劳动所能挣得的边际产品就非常低。也就是说投入一个新的劳动力后不再增加产量,这意味着如果把这些劳动力转移出去也不会降低农业的生产率,但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整个二元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劳动力不断被非农产业吸收的过程。
本世纪,农民工的规模不断扩大。统计上将“农民工”定义为农村劳动力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根据统计,这些劳动力96%以上都进入了各级城市。2012年,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63亿,城市的就业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农民工,城市新增就业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得到收入增长的同时也为城市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与此同时,过去十年是中央“三农”政策最好的时期,中央“三农”支出的绝对额也在逐年上升,各级政府出台很多惠农项目,这些都起到了帮助农民增加收入的作用。因此,政府的政策和市场机制都在提高农民收入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阶段:保障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仅指是否自给自足,还指我们要有牢固的食品生产能力,能够生产出保证食品安全的农产品供给。这主要是依靠充分的激励机制,让生产者愿意去种植,还要有足够大的力度去激励他种植,这样才能构建起食品安全供给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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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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