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以上问题，不能就生产而生产，就流通而流通。要从生产关系、维护种粮农民利益、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通盘考利。

　　在粮食生产自主化、粮食流通市场化、粮食经营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调节粮食生产的主要手段，从根本上讲就是适时适度地调整生产关系。

　　作为弱势产业，农民种植粮食，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一家一户种植粮食，在风调雨顺下，一年一亩地的收入（不含劳动力成本）只有1000元左右，不及在城市打工四五天的收入。种植粮食越来越突出比较效益的低下，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工外出，在农村务农的基本上是不能外出奔波的老人和妇女。年轻的农民一经离乡，就再也不可能回家。

　　造成农民种植粮食收入低的原因，踢出自然因素外，根本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政策和补贴政策亟待完善。

　　我国现行的粮食价格政策，是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主的目标价格政策，辅之以储备价格、临时收储价格等。从2004年开始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近年来连年提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农民的预期收入目标和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有限度地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固然有担心粮价作为基础物价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但是，从发达国家来看，只要国家调控得当，粮价提高引起社会物价巨幅波动是可以避免的。耕地资源并不丰富的日本，多年来实现了国内大米自给，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大米收购价格的适度。按照目前的价格计算，日本的大米价格是我国近10倍，但日本国内的物价并没有因为粮价而恶性循环。

　　如果说大幅度提高最低收购价短期内有困难的话，那么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应当作为首选目标。

　　纵观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突出弊端是“均贫富”大大降低了补贴效率。我国现在大多数地方对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无一例外按照农民承包的耕地给予补贴。不论农民种植何种农作物，甚至是不种植任何农作物，都给予平均补贴。这种“均贫富”式的补贴办法，如何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怎么能够发挥粮食补贴的最大效率？

　　使粮食补贴效率最大化，根本的办法，就是按照“有劳有得”的原则，或者依据农民实际种植粮食的面积给予补贴，或者依据农民出售商品粮的数量给予补贴，以此来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从目前国家对农民的种粮补贴数额来看，总体上还是过少。平均到一亩地上，不过上百元。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国家应在继续加大补贴力度的同时，将流通环节的补贴逐步转移到生产环节上，以减少种粮农民对市场的过度依赖。

　　要从根本上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质量，集约化、规模化是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鼓励粮食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目前，我国家庭农场已初具规模。截至2012年底（下同），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下同）共有符合本次统计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6.01人，其中家庭成员4.33人，长期雇工1.68人。在全部家庭农场中，从事种植业的有40.95万个，占46.7%。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达到200.2亩，是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7.5亩的近27倍。其中，经营规模50亩以下的有48.42万个，占家庭农场总数的55.2%；50-100亩的有18.98万个，占21.6%；100-500亩的有17.07万个，占19.5%；500-1000亩的有1.58万个，占1.8%；1000亩以上的有1.65万个，占1.9%。2012年全国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为1620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为18.47万元。

　　方兴未艾的家庭农场无疑为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据笔者调查，现在家庭农场的发展亟需国家政策支持。

　　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土地流转费用，种粮与种植经济作物等的比较效益，缺乏农业生产机械、晒场、烘干机、仓库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必要的流动资金等，都在制约着家庭农场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于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家庭农场，要专门拿出一定资金，给予种粮直补、良种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对于新建晒场、仓库等基础设施，以奖代补；对生产粮食给予一定的流动资金贷款，或者贷款贴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