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数字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农村弱势群体在吸收运用

　　媒介信息能力方面的缺陷限制了其对媒介话语权的争夺。传媒技术进入数字化时代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媒介文化传播方式开始呈现日新月异的趋势，就连传媒业的发展结构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传媒方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报纸、电台等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与手机、移动电视、互联网、数字传媒平台等新兴传播手段的多元共存，而传媒业发展结构的变化主要以媒体经营集约化为标志。在这样一个传媒业的转型时期，本身就对社会媒介传播了解不足的农村弱势群体，更因为社会信息流的不断增长，扩大了与强势群体之间的信息吸收差距。一方面是经济条件差、受教育文化程度低等因素，成为弱势群体排斥现代传媒知识和观念的推手，令新传媒在弱势群体的文化传播过程中陷入传承困境;另一方面，通过获取媒体话语权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不强，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时候听之任之的“习惯”使农村弱势群体完全无视需要改变自身媒介信息习得技能的迫切性，二者的合力最终使得媒介的话语权分配两极化。

　　三、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的非弱势改进

　　(一)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公共平台传播职能，构建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表达空间。

　　大众传媒应该充分发挥其社会公共空间传播职能，为农村弱势群体服务。首先，在以维护农村根本利益、关注农村弱势群体当前所需为出发点的前提下，社会大众传媒应利用媒介传播的优势，积极组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周边话题设置，同时，发挥媒体的宣传导向功能，使农村心声得以表达。其次，社会大众传媒有权力、也有责任去报道和传播当前农村真实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让社会强势群体以及政府深入了解农村发展的现状，向亟需资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精神和物质关怀。媒体要想实现推动民主进程的社会功效，就必须以自律的意识担负起约束、监督社会发展的历史责任，而这就要求有良知的媒体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自由表达声音的平台。让所有民众拥有知情权成为新传媒时代里的普世性原则，尤其是当弱势群体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表达自身诉求的时候，媒体就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关注、了解他们。再次，社会大众传媒应该尽快转变其以市场经济效益为首要追求目标的观念，利用自己在价值观念塑造和意识形态引导方面特有的影响力，在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构建起顺应民众呼声和保护农村弱势群体基本利益的舆论阵地。除此之外，社会大众传媒应在促成农村与政府或其他社会强势群体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中扮演好角色，通过农村问题反馈机制的建立，让农村最大程度地拥有媒介传播资源。最后，社会大众传媒应坚持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来进行报道，不作个别群体、机构的“代言人”，尽力维护事件的真实性。在传播的编排技术上，应以电视传播客观事件为基础，在采访角度上力争做到不掺杂个人情感，在对外呈现时要抵制外界压力的影响，最终实现公共、公平、合理传播基本事实的目标。

　　(二)增强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感，杜绝媒介传播领域在强势群体的极化。

　　我国媒体应该坚持树立尊重客观事实，而非为政府或个别强势群体片面发声的公平、公正的形象。作为社会强势群体中的一员，大众传媒从业者应该剔除对整个农民群体的各种成见，摒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弱势群体置于与主流社会群体相对立的位置上来建构其角色和行为的一贯做法，站在农村弱势群体而不完全是传播者的立场。应当停止长期以来对弱势群体进行的显失公平的负面刻画，准确、负责地向社会传播农村的形象，继而消弭农民残留在社会各阶层意识中的诸如自由散漫、逆来顺受、急功近利、悲惨穷苦、愤懑脆弱等不良印象;转换传播视角，改变把农村群体仅作为传播客体来对待的歧视性观念，用平民情怀倾听农村的呼声，实现由以传播者为中心到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拉近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终促成“自己人”效应的产生。

　　媒体政策的调整应该建立在提升大众媒介传播服务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客观事实、且只报道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就当前农村弱势群体发展状况的报道而言，坚持“不隐藏、不回避”的“全面化选择”的报道原则，将利于实现媒体自身形象的恢复性塑造，也回应了施拉姆所称的“唯有对各方立场都公平报道，并保证公众能掌握充分消息去判断”，才算完成了“报刊的权力和几乎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社会责任”。由此可见，电子媒体或文本媒体只有抛弃以强势群体涉及领域为主要报道内容的做法，叫停只为“社会精英”服务的“惯例”，以传播有价值的事件为基础，按照多样化原则来重新安排文字或音像材料，适当增加与农村生产、生活、娱乐、休闲相关的节目，才能真正实现媒介传播话语权在强势群体中的弱化和在农村弱势群体中的回归。与之相对应的是，传媒从业人员只有深入基层，自觉规避以市场经济效益作为评判传播成功与否唯一标准的错误意识;真正做到了解民意和为民请命，才能加强传播在弱势群体中的影响力，进而提升传播的行业形象，让其成为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舆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