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开始成为我国大众媒介关注的热点。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创造一个可供发言的公共空间，其必要性原本不言而喻，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大多数媒介依旧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对社会精英阶层的报道之上;为数不多的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其定位也大多聚焦于城市弱势群体而非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表现内容罕有农村弱势群体的身影，农村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存在“被漠视”，农村弱势群体在媒介中的话语权“被挤占”，都是这一问题最直接的表现。鉴于农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一事实，农村的弱势与“失语”已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无法绕开的问题。尤其是在目前城乡矛盾、工农矛盾、农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还较突出，各种现实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还很多的转型期里，如何使农村摆脱“失语”状态，真正获得社会话语权，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应该承担起不可推卸和不容回避的责任。

　　二、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非优势原因

　　按照福柯(MichelFoucault)的观点，话语权的确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形成有赖于某一团体将“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而传播的标准则是基于某些成规。话语权一旦建立，该团体的社会地位将得以确立，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在话语权建立的过程中，除去知识体系这一要素之外，各种形式的传播手段都将发挥自身的力量，而大众媒体在其中所产生的功效尤为明显。对应到中国农村弱势群体身上，能够通过或运用媒体对其关心的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在一定意义上即表示他们具备了媒介话语权。然而，这种可以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加快的情况，却由于如下原因而未能在当下顺利出现:

　　(一)城乡二元式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化使农村弱势群体在话语权分配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

　　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在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特征越发明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这一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农村弱势群体可掌握资源的稀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自身利益被危害的情况，作为表达农村心声的大众媒体这一上层建筑自然也难以发挥它应有的功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开始成为大众媒体新的发展方向，这就使得它在话语权的分配问题上越来越向城市生活倾斜，具体表现为:我国大众传媒目前关注的重心主要为“成功人士”，包括娱乐明星、都市精英、白领阶层等，而弱势群体不仅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低，而且其形象塑造也不尽如人意。换言之，当前大众媒体所涉及的领域多以社会强势群体为中心，致力于迎合强势群体的需求和传播强势群体的意愿，而弱势群体则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即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以及媒体所构造的“拟态环境”中均被边缘化。农村弱势群体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遭遇话语分配权被剥夺的对待，与其掌握的社会资源的匮乏是呈正比的，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的缺失究其深层原因，仍在于其经济地位的低下。作为传媒“失语者”，弱势群体并非生来就没有发言的本能，或者说没有为自身的最基本权利去拼争的心愿，他们的“失语”只不过是囿于特殊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的无奈的选择。

　　(二)农村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在以追求市场经济效益为主的大众传媒中被边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介行业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同样也面临优胜劣汰的考验。大众媒体为农村弱势群体代言不足，主要受制于经济和文化两个结构性机制的影响。媒体和资本的结合是传媒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对经济效益的共同关注促成了媒体和广告商都重视媒介内容“有效传播”的问题，这就要求他们都必须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掌握大量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的城市精英群体，而非消费能力有限和存在消费滞后性特点的农村弱势群体的身上。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媒体并不像西方媒体那样只关注中产阶级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而导致抑制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边缘神话”的出现，但在新闻价值取向上一向强调主旋律报道的做法，依旧严重影响到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自然也很难使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由此可见，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传媒产业必然会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城市强势群体的领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将关注点转移至农村弱势群体的蜕变。另外，农村弱势群体自身存在的弱点，比如说组织化程度低、并非主要的媒介消费者等现实问题，都使得他们不易成为可向社会公共舆论施加压力的集团，这也延缓了媒体重视其发声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