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只有科学和工业，也还有农业，要想农业能成为中国可靠的基础产业，农民自身的问题必须得到准确的认识，从而为培养更为先进的农民接班人作好准备。目前，中国农民接班人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农民的后代讨厌自己的身份。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都是以“勤劳、善良、憨厚、勇敢”而美名天下，新中国成立，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精神曾经让整个中国为之感动，无数个人间奇迹诞生在农民的手上，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工业进程的加快，农民群体瞬间发生了剧烈性的震荡，一部分老农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属性，而新生代农民则完全脱离了“农民”的痕迹，走向城市的农民转行当了工人，继续选择留在农村的民则完全沦为了农村的看客。他们既不做工，也不务农，一年到头在家啃老，一年到头游手好闲，而作为有着长期艰苦劳动历史的老一代农民并没有找到新形势下教育后代的新方法，他们除了默默地继续耕耘以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办法让自己的小孩心甘情愿地继承他们的事业，因为，他们心里只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种地实在不赚钱，逼着后人象自己一样过一辈子，是没有出息的。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为自己的“农民身份”感到低贱的时候，农民的传承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当今的世界已经不是农耕时代，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强迫谁去承担某一种固定的职业，如果政府不能让“农民”成为一个有尊严、有幸福感的群体，农民接班人注定要出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农民接班人的个人素质在下降。人的素质决非只有一个文化指标，尽管现代农村的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新一代农民受教育的层次也相应得到提高，但是，中国农村的民的综合素质并没有水涨船高，相反还呈现下降之势。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农民，虽然大部分都是文盲出身，但是，那时的农民精神气很高，信仰很单纯，道德很高尚，民风很纯朴，业余文化很向上，很多农民在务农的同时，吹、拉、弹、唱象模象样，传统的地方艺术也继承得原汁原味。反观民，他们的脑子里除了“钱”之外，就只有吃、喝、玩、乐，满脑子污秽思想，黑、恶、丑的习性在他们身上越来越明显，道德滑坡极为严重，民风极为败坏，庸俗文化充斥整个农村，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后出身的民是非常可怕和危险的群体，尤其是21世纪后的民将会是中国未来的重大隐患。

　　第三个问题：农民接班人的家庭问题。在观察农村变化的时候，很多人习惯性去关注宏观政策层面的问题，很少人会关心农民的家庭问题，实际上，农民的家庭问题会是今后二十年中国面临的大问题，民的婚姻家庭牢固性受到破坏，乱伦理象在他们身上反复上演，两地分居的农民夫妻离婚率非常高，女方在外务工，容易受到城市男性的诱惑成为性牺牲品，男人在外务工，女人独守农村也容易受到来自本地的性干扰，失调的农村，亲族之间、同村之间、老少之间乱伦现象十分普遍，有些事情近乎荒唐。出于人性向上仰慕的自然特性，民中的女性更容易接受来自非农男性的性诱惑，子女“非父亲生”的比例在逐年提高，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将会在若干年后集中爆发，另外，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最终承担者也集中在男性农民身上，随着农民光棍的增多，与之相关的不和谐问题也将增多。

　　农民接班人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也是非常突出的，党和政府如果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已经意识到了，就必须要认真的找出对策，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三、结论

　　中国的三农政策如果没有首先解决好农民自身的定位及培养问题，任何好的出发点，最终都不会有好的归宿，人是生产力的最终决定因素，也是三农政策的终级载体，若好的政策失去好的载体，则会出现政策空转和农业空心化的后果，农业科技属于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问题，真正的底层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现代化了，农业才能现代化。

　　解决现代农民的培养问题，最首要的是要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怎么认同？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在主流价值观上要着重强调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不要过高地宣传非农行业的价值和地位，更不能在文化宣传上把农村低俗化，主流媒体应当把50%的精力投放到民身上，让他们自豪起来，让他们不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其二是要加大农村村镇级素质教育课堂的建设，非农群体经常有这样那样的开会、学习、活动，而农民除了种地，一年到头都是思想空白，他们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他们的素质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他们无法在合适的时机得到合适的集体性教育，让民与时俱进是今后国家重点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