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民的界定问题。

　　《汉书.食货志》曰：“学以居位曰士、辟以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粥货曰商。”《周书》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由此可以看出，自古至今，对于农民的定位都是以地为生、以供食粮为任，只要离开了田地，以工为生则可视为从农转工，所以，现在用“农民工”这个概念是有很大问题的，农民即农民，工人即工人，混为一谈，则自然不便社会分工与管理。

　　中国目前对于工农的划分还是以“户口”为界限的，这是一种社会管理学上的错误，户口是对人类活动规范的社会管理，而职业分类则属于行业管理，接近两亿的人天天在工厂从事机械化操作，却被认定为“农民”，那么，国家的农业政策又怎么能让真正的农民受益呢？

　　按照中国现有的城乡划分法，户口在农村的就被认定为农民，所以，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农民仍有6.74亿以上，占中国总人口超过50.3%，实际上这样的划分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不符合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的真实情况，也不利于国家执定最有利于农民的优惠政策，不利于国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鉴于现实和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农民的流动情况，最合理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状态分类法，另一类工地分类法（个人意见）。状态分类法是指按农民的流动状态来判断其身份性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称为动态农民，也称工人；而固守在农村的农民称为静态农民。工地分类法是指按其工作的作业地为依据判断其身份，以土地耕作为劳动场地的为农民，不以土地为劳动场地的所有其它性质的劳动则为非农民。由于中国农民脱离农业进入到工业领域以后，有很多人从事的是弱质低端产业，有一部分人有可能是半工半农的性质。

　　当前，中国的农民工大约在1.8亿至2.2亿左右，有上有下，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估计还略有上升，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也能保持在1．8亿以上，按照动静分类法，真正称得上是农民的估计是5.5亿左右。不管农村人口如何流动，工业化的进程不会停止，产业工人的需求是基本稳定的，即便国家强制农民工返回农村务农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在一个主张人口自由流动的时代，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逆工业化进程。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已经形成趋势，农民的意识发生了质的转变，脱离农村的思想与日俱增，一旦从农村走出去，就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去当一个静态农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农民工的年龄分布情况是：20以下15%左右，20～30约30%，30～40约30%，40～50约15%，50以上约10%。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和思维观念的改变，以及国家城镇化发展的大战略，20岁以下的现任农民工90%以上可能很难在未来返回农村工作，20至30岁之间的现任农民工估计有70%以上不会再返回农村，30至40岁之间的农民工大约有50%不会回到农村，而40以上的农民工最终有80%以上会重新回到农村工作。如此算来，在2亿左右的农民工中，最后有至少1．5亿将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随着农村新人口的增长，未来的流动比例也会大致相同，并且未来出生的农村下一代很有可能80%以上均选择在城市流动，很少有农民愿意把下一代送回到农村劳动，十年以后，中国的农村静态人口估计只有4．5亿左右，二十年后估计只有3．5亿左右，这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二十年以后，中国的农村也许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中老年地区，老龄化将比城市严重得多，这可能是绝大部分专家和政治人物很少考虑的事情，但是，现在必须要考虑。

　　二、中国农民接班人的培养问题。

　　在中国的《义务教育法》中是这样写的：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主要是从知识层面来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然也包含农业，但是，从一贯强调的接班人概念来讲，好象很少会指向“农民接班人”，最低也是指向产业工人接班人，我想提出“农民接班人”这个概念，主要是提醒中国各阶层的人士要从战略上重视农业，农业的根本依靠是农民，农民二代、三代接不上班，农业就会出现大危机。

　　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只有科学和工业，也还有农业，要想农业能成为中国可靠的基础产业，农民自身的问题必须得到准确的认识，从而为培养更为先进的农民接班人作好准备。目前，中国农民接班人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农民的后代讨厌自己的身份。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都是以“勤劳、善良、憨厚、勇敢”而美名天下，新中国成立，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精神曾经让整个中国为之感动，无数个人间奇迹诞生在农民的手上，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工业进程的加快，农民群体瞬间发生了剧烈性的震荡，一部分老农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属性，而新生代农民则完全脱离了“农民”的痕迹，走向城市的农民转行当了工人，继续选择留在农村的民则完全沦为了农村的看客。他们既不做工，也不务农，一年到头在家啃老，一年到头游手好闲，而作为有着长期艰苦劳动历史的老一代农民并没有找到新形势下教育后代的新方法，他们除了默默地继续耕耘以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办法让自己的小孩心甘情愿地继承他们的事业，因为，他们心里只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种地实在不赚钱，逼着后人象自己一样过一辈子，是没有出息的。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为自己的“农民身份”感到低贱的时候，农民的传承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当今的世界已经不是农耕时代，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强迫谁去承担某一种固定的职业，如果政府不能让“农民”成为一个有尊严、有幸福感的群体，农民接班人注定要出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农民接班人的个人素质在下降。人的素质决非只有一个文化指标，尽管现代农村的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新一代农民受教育的层次也相应得到提高，但是，中国农村的民的综合素质并没有水涨船高，相反还呈现下降之势。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农民，虽然大部分都是文盲出身，但是，那时的农民精神气很高，信仰很单纯，道德很高尚，民风很纯朴，业余文化很向上，很多农民在务农的同时，吹、拉、弹、唱象模象样，传统的地方艺术也继承得原汁原味。反观民，他们的脑子里除了“钱”之外，就只有吃、喝、玩、乐，满脑子污秽思想，黑、恶、丑的习性在他们身上越来越明显，道德滑坡极为严重，民风极为败坏，庸俗文化充斥整个农村，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后出身的民是非常可怕和危险的群体，尤其是21世纪后的民将会是中国未来的重大隐患。

　　第三个问题：农民接班人的家庭问题。在观察农村变化的时候，很多人习惯性去关注宏观政策层面的问题，很少人会关心农民的家庭问题，实际上，农民的家庭问题会是今后二十年中国面临的大问题，民的婚姻家庭牢固性受到破坏，乱伦理象在他们身上反复上演，两地分居的农民夫妻离婚率非常高，女方在外务工，容易受到城市男性的诱惑成为性牺牲品，男人在外务工，女人独守农村也容易受到来自本地的性干扰，失调的农村，亲族之间、同村之间、老少之间乱伦现象十分普遍，有些事情近乎荒唐。出于人性向上仰慕的自然特性，民中的女性更容易接受来自非农男性的性诱惑，子女“非父亲生”的比例在逐年提高，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将会在若干年后集中爆发，另外，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最终承担者也集中在男性农民身上，随着农民光棍的增多，与之相关的不和谐问题也将增多。

　　农民接班人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也是非常突出的，党和政府如果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已经意识到了，就必须要认真的找出对策，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三、结论

　　中国的三农政策如果没有首先解决好农民自身的定位及培养问题，任何好的出发点，最终都不会有好的归宿，人是生产力的最终决定因素，也是三农政策的终级载体，若好的政策失去好的载体，则会出现政策空转和农业空心化的后果，农业科技属于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问题，真正的底层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现代化了，农业才能现代化。

　　解决现代农民的培养问题，最首要的是要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怎么认同？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在主流价值观上要着重强调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不要过高地宣传非农行业的价值和地位，更不能在文化宣传上把农村低俗化，主流媒体应当把50%的精力投放到民身上，让他们自豪起来，让他们不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其二是要加大农村村镇级素质教育课堂的建设，非农群体经常有这样那样的开会、学习、活动，而农民除了种地，一年到头都是思想空白，他们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他们的素质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他们无法在合适的时机得到合适的集体性教育，让民与时俱进是今后国家重点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