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年限多长为宜？

　　不宜太短也不宜太长，最好保留议价空间

　　家庭农场理想的成长环境，当然是城镇化进展顺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彻底转为城镇居民，这样农村土地的相对集中就顺理成章，也不会有后顾之忧。只是，这个过程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现反复，因此确定土地流转的规模和年限时有必要更审慎一些。

　　松江开始试点时，只签1年合同。因为家庭农场经营者要求是自耕农，不能当“二传手”转包给他人耕种。随着一些家庭农场经营能手的脱颖而出，在得到村民认可的基础上，期限从1年放宽到3年，后来又有部分放宽到5年。

　　“今年考虑对会驾驶农机的自耕农延长至10年，以切实提高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在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的设想中，家庭农场主就应该像张小弟那样，自己会操作农机，成为真正的自耕农，这样能把政策补贴效益最大化。张小弟有3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政府补贴50%―70%。总价30万元的收割机，他自己只掏了9万元。除自己的200亩耕地外，他还承包了附近800亩地的农机服务工作，仅此一项年收入约4万元，加上种田收入，年净收入近20万元。

　　目前，松江机农结合的家庭农场主有140户，计划每年新增20%。随着上了年纪的家庭农场主逐渐面临“退休”，年轻、有技术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将成为主力干将。

　　不过，松江暂时还不会把流转期限一下子拉太长，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要考虑，一旦经济形势不好或者双方收益悬殊，村民想要回土地只能悔约。家庭农场主手中的地有三个“权利人”：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属于被确权的村民，而经营权是家庭农场主的。

　　“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村委会作为中间方，有利于提升双方信任度，避免因悔约产生矛盾。”封坚强表示。在法律层面，承包农民的土地权被优先保证，他们不想转租的话，随时可以索回土地，最多让家庭农场主收完地上的庄稼。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万胜认为，村委会的“贴身”管理和服务，对村民和家庭农场经营者来说，都是一剂重要的“润滑剂”。

　　郎溪则一开始就把最低流转年限定为5年。“这主要是为了保证经营的规模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严虎说。

　　记者发现，目前当地实际签订的土地流转年限多集中在3到5年，10年以上的相对较少，尤其用于种植的土地年限都不算长。

　　“土地流转年限不宜短也不宜长，短了难以保证农场经营的稳定性，而长了农民想拿回土地或者流转价格上涨都不方便操作。”严虎说，现在协议中一般都会注明流转价格的议价条款，并非一成不变。

　　安徽省社科院博士顾辉认为，家庭农场可以理解为当前农业的家庭经营向公司化经营的一个过渡，农业现代化最终还是要走公司化经营的道路，但农业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其经营形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也不可能模式完全统一，现阶段应该允许和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模式。

　　怎么把握扶持力度？

　　扶上马送一程，但要避免惠农政策被强势群体挤占

　　有诸多内在限制的家庭农场，其经济活力一定程度上受到先天限制，在其成长初期，尤其需要一些政策和资金扶持。当然，这种扶持不能喧宾夺主。

　　由于流转成本偏高，松江区最初给家庭农场主每亩补贴200元，随着粮食收购价上升，调整为100―150元。封坚强表示，“改补为奖”之后，主要奖励秸秆还田、机械直播、高产创建三个方面，“一项做得好就奖50元”。

　　盛亚飞认为，政府补贴的着眼点应该是扶持农业，而不是为了增加企业盈利。

　　松江更注重为家庭农场提供全程服务。区里建立粮食种子繁育供应基地，统一供种，使全区水稻良种覆盖率达100%。全区还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30家，为家庭农场水稻生产提供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建立农资超市14家，并统一将防治农药送到村里……

　　而在融资渠道相对欠缺的郎溪，农场主普遍面临的还是资金难题。包德平表示，目前家庭农场普遍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上农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一旦遇上重大自然灾害，后果是毁灭性的。

　　正月初九，一场大雪压塌了郎溪县家庭农场主李俊的浸种大棚。“目前保险只保稻、麦、能繁母猪，而对于这些设施并不承保，所以最怕自然灾害。”李俊希望为农民提供这方面的保障服务，“如果遇上恶劣灾害导致粮食绝收，即便保险能够补贴每亩300元，人工工资加上流转成本就足以把一个农场主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