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的政策平衡点，就在积极稳妥之间。积极者，要通过适度的土地集中让种粮者有钱可赚。稳妥者，这钱赚得让大家服气，不会造成新的资源分配不公。

　　出于这种考虑，家庭农场的制度设计隐含了一些限制，譬如规模不宜太大、不鼓励外来工商资本直接介入，农场主不能当“二传手”等。但在务农比较效益持续走低、农村青壮年不再像父辈那样留恋土地的大背景下，政府势必要调动各种资源、手段来鼓励留守者的种粮积极性。

　　这些资金补贴、政策扶持，在当前甚至将来或许都必不可少。但要注意一点，这其实是在不触及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调整了农村的资源分配模式，一旦不能保护准入公平，容易演变成对少数人的利益输送。此外，在流转年限等问题上也要把握好尺度，不要为了推进而勉强推进。

　　家庭农场主的积极性是否生长在公平的原野上，和这些具体制度的设计息息相关。当前各地的探索是否足够积极稳妥？请看本报记者来自安徽郎溪和上海松江的调查。

　　――编者

　　如何维护准入公平？

　　种植能人优先，同时选拔过程透明，有退出机制

　　农村最先接受“家庭农场”这种新尝试的人，往往是那些思维开放的经济能人。看到这些人成功了，其他人才会跟进。扶持大户、利用能人的示范效应，方便有效，容易形成政策惯性，这是对政策准入公平的一个潜在挑战。

　　上海松江区黄桥村村委会副主任陈继明告诉记者，一开始推行家庭农场时，上门做工作都很少有人申请，村里第一户家庭农场主反而是邻村的农机手张小弟。

　　“我们对家庭农场经营者有明确要求。”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说，准入条件原本有一条规定，原则上为本村农户家庭。但在起始阶段，要以鼓励积极性为主。

　　封坚强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调动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生产及环保积极性，最近区里还在酝酿“改补为奖”，把原本针对所有家庭农场主的一项补贴改为奖励绩效优秀者。

　　看到家庭农场挺赚钱，黄桥村也有人表示想种田。但是在新一轮经营者选用时，先前表现突出的经营者获得了优先续约权。

　　“你觉得村里的选拔公正吗？”记者在村民王喜针家时，邻居潘秋芳来串门了。潘秋芳一听，心直口快地说：“他们有本事，当然让他们种喽。种地挺辛苦，又有风险，我们拿拿流转费，不用操心了。”

　　陈继明说，张小弟种的水稻亩产高达1250斤，“很多人听了，都觉得自己有差距，再不提要田的事了。”

　　“都是乡里乡亲的，谁有敬业精神，田种得好，农机操作技能高，村民心里明明白白，作不得假。”松江区泖港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荣说，选拔过程公开透明，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

　　准入标准、家庭农场数量、经营规模等，都以书面或张榜公示等方式告知村民。有意愿的农户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后，村委会进行资格审核，再由本村老干部、老党员、老队长进行民主评定，择优选择。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议定了淘汰退出机制。“我们每年对家庭农场进行三次生产经营管理考核，产量、农田形象等都是考核内容，不合格者淘汰，优秀者优先延期。”陈继明说，经营期间，农场主每年要参加两次专业培训，获得相应资格证书。

　　“去年腰泾村有名夏姓村民，申请了家庭农场却转包给他人耕种。结果，合同期结束后，村民代表大会上，大家一致反对他再继续经营。”梁荣告诉记者。

　　在安徽郎溪县，有条件当家庭农场主的，同样只能是已有一些积累的村里能人。郎溪县农委经管科科长严虎坦言，仅流转土地一项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并不是随便谁都能来当农场主。

　　“目前部分农场主是自己与村民协商流转土地，也有一些是镇、村出面协调，现在郎溪县成立了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提供信息发布、价格指导、协议规范等服务。”

　　尽管郎溪县也制定了详细的家庭农场准入机制。不过，郎溪县农委主任包德平表示，目前对家庭农场的规模要求主要还是设下限，当然也不是说越大越好。他们更担忧，家庭农场能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目前，郎溪县有各类家庭农场216个，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农民在经营。包德平说，如果有外来人员要到郎溪建立家庭农场，只要从事农业生产并符合相应要求，当地并没有特殊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