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的政策平衡点，就在积极稳妥之间。积极者，要通过适度的土地集中让种粮者有钱可赚。稳妥者，这钱赚得让大家服气，不会造成新的资源分配不公。
出于这种考虑，家庭农场的制度设计隐含了一些限制，譬如规模不宜太大、不鼓励外来工商资本直接介入，农场主不能当“二传手”等。但在务农比较效益持续走低、农村青壮年不再像父辈那样留恋土地的大背景下，政府势必要调动各种资源、手段来鼓励留守者的种粮积极性。
这些资金补贴、政策扶持，在当前甚至将来或许都必不可少。但要注意一点，这其实是在不触及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调整了农村的资源分配模式，一旦不能保护准入公平，容易演变成对少数人的利益输送。此外，在流转年限等问题上也要把握好尺度，不要为了推进而勉强推进。
家庭农场主的积极性是否生长在公平的原野上，和这些具体制度的设计息息相关。当前各地的探索是否足够积极稳妥？请看本报记者来自安徽郎溪和上海松江的调查。
――编者
如何维护准入公平？
种植能人优先，同时选拔过程透明，有退出机制
农村最先接受“家庭农场”这种新尝试的人，往往是那些思维开放的经济能人。看到这些人成功了，其他人才会跟进。扶持大户、利用能人的示范效应，方便有效，容易形成政策惯性，这是对政策准入公平的一个潜在挑战。
上海松江区黄桥村村委会副主任陈继明告诉记者，一开始推行家庭农场时，上门做工作都很少有人申请，村里第一户家庭农场主反而是邻村的农机手张小弟。
“我们对家庭农场经营者有明确要求。”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说，准入条件原本有一条规定，原则上为本村农户家庭。但在起始阶段，要以鼓励积极性为主。
封坚强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调动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生产及环保积极性，最近区里还在酝酿“改补为奖”，把原本针对所有家庭农场主的一项补贴改为奖励绩效优秀者。
看到家庭农场挺赚钱，黄桥村也有人表示想种田。但是在新一轮经营者选用时，先前表现突出的经营者获得了优先续约权。
“你觉得村里的选拔公正吗？”记者在村民王喜针家时，邻居潘秋芳来串门了。潘秋芳一听，心直口快地说：“他们有本事，当然让他们种喽。种地挺辛苦，又有风险，我们拿拿流转费，不用操心了。”
陈继明说，张小弟种的水稻亩产高达1250斤，“很多人听了，都觉得自己有差距，再不提要田的事了。”
“都是乡里乡亲的，谁有敬业精神，田种得好，农机操作技能高，村民心里明明白白，作不得假。”松江区泖港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荣说，选拔过程公开透明，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
准入标准、家庭农场数量、经营规模等，都以书面或张榜公示等方式告知村民。有意愿的农户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后，村委会进行资格审核，再由本村老干部、老党员、老队长进行民主评定，择优选择。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议定了淘汰退出机制。“我们每年对家庭农场进行三次生产经营管理考核，产量、农田形象等都是考核内容，不合格者淘汰，优秀者优先延期。”陈继明说，经营期间，农场主每年要参加两次专业培训，获得相应资格证书。
“去年腰泾村有名夏姓村民，申请了家庭农场却转包给他人耕种。结果，合同期结束后，村民代表大会上，大家一致反对他再继续经营。”梁荣告诉记者。
在安徽郎溪县，有条件当家庭农场主的，同样只能是已有一些积累的村里能人。郎溪县农委经管科科长严虎坦言，仅流转土地一项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并不是随便谁都能来当农场主。
“目前部分农场主是自己与村民协商流转土地，也有一些是镇、村出面协调，现在郎溪县成立了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提供信息发布、价格指导、协议规范等服务。”
尽管郎溪县也制定了详细的家庭农场准入机制。不过，郎溪县农委主任包德平表示，目前对家庭农场的规模要求主要还是设下限，当然也不是说越大越好。他们更担忧，家庭农场能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目前，郎溪县有各类家庭农场216个，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农民在经营。包德平说，如果有外来人员要到郎溪建立家庭农场，只要从事农业生产并符合相应要求，当地并没有特殊限制。
流转年限多长为宜？
不宜太短也不宜太长，最好保留议价空间
家庭农场理想的成长环境，当然是城镇化进展顺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彻底转为城镇居民，这样农村土地的相对集中就顺理成章，也不会有后顾之忧。只是，这个过程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现反复，因此确定土地流转的规模和年限时有必要更审慎一些。
松江开始试点时，只签1年合同。因为家庭农场经营者要求是自耕农，不能当“二传手”转包给他人耕种。随着一些家庭农场经营能手的脱颖而出，在得到村民认可的基础上，期限从1年放宽到3年，后来又有部分放宽到5年。
“今年考虑对会驾驶农机的自耕农延长至10年，以切实提高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在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的设想中，家庭农场主就应该像张小弟那样，自己会操作农机，成为真正的自耕农，这样能把政策补贴效益最大化。张小弟有3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政府补贴50%―70%。总价30万元的收割机，他自己只掏了9万元。除自己的200亩耕地外，他还承包了附近800亩地的农机服务工作，仅此一项年收入约4万元，加上种田收入，年净收入近20万元。
目前，松江机农结合的家庭农场主有140户，计划每年新增20%。随着上了年纪的家庭农场主逐渐面临“退休”，年轻、有技术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将成为主力干将。
不过，松江暂时还不会把流转期限一下子拉太长，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要考虑，一旦经济形势不好或者双方收益悬殊，村民想要回土地只能悔约。家庭农场主手中的地有三个“权利人”：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属于被确权的村民，而经营权是家庭农场主的。
“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村委会作为中间方，有利于提升双方信任度，避免因悔约产生矛盾。”封坚强表示。在法律层面，承包农民的土地权被优先保证，他们不想转租的话，随时可以索回土地，最多让家庭农场主收完地上的庄稼。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万胜认为，村委会的“贴身”管理和服务，对村民和家庭农场经营者来说，都是一剂重要的“润滑剂”。
郎溪则一开始就把最低流转年限定为5年。“这主要是为了保证经营的规模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严虎说。
记者发现，目前当地实际签订的土地流转年限多集中在3到5年，10年以上的相对较少，尤其用于种植的土地年限都不算长。
“土地流转年限不宜短也不宜长，短了难以保证农场经营的稳定性，而长了农民想拿回土地或者流转价格上涨都不方便操作。”严虎说，现在协议中一般都会注明流转价格的议价条款，并非一成不变。
安徽省社科院博士顾辉认为，家庭农场可以理解为当前农业的家庭经营向公司化经营的一个过渡，农业现代化最终还是要走公司化经营的道路，但农业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其经营形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也不可能模式完全统一，现阶段应该允许和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模式。
怎么把握扶持力度？
扶上马送一程，但要避免惠农政策被强势群体挤占
有诸多内在限制的家庭农场，其经济活力一定程度上受到先天限制，在其成长初期，尤其需要一些政策和资金扶持。当然，这种扶持不能喧宾夺主。
由于流转成本偏高，松江区最初给家庭农场主每亩补贴200元，随着粮食收购价上升，调整为100―150元。封坚强表示，“改补为奖”之后，主要奖励秸秆还田、机械直播、高产创建三个方面，“一项做得好就奖50元”。
盛亚飞认为，政府补贴的着眼点应该是扶持农业，而不是为了增加企业盈利。
松江更注重为家庭农场提供全程服务。区里建立粮食种子繁育供应基地，统一供种，使全区水稻良种覆盖率达100%。全区还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30家，为家庭农场水稻生产提供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建立农资超市14家，并统一将防治农药送到村里……
而在融资渠道相对欠缺的郎溪，农场主普遍面临的还是资金难题。包德平表示，目前家庭农场普遍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上农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一旦遇上重大自然灾害，后果是毁灭性的。
正月初九，一场大雪压塌了郎溪县家庭农场主李俊的浸种大棚。“目前保险只保稻、麦、能繁母猪，而对于这些设施并不承保，所以最怕自然灾害。”李俊希望为农民提供这方面的保障服务，“如果遇上恶劣灾害导致粮食绝收，即便保险能够补贴每亩300元，人工工资加上流转成本就足以把一个农场主压垮。”
“在政府推动下，郎溪县建立了家庭农场协会，成员已经达到160多家，协会为家庭农场提供技术指导、权益维护等帮助，同时为家庭农场协调贷款，2012年共融资500多万元，而今年有望达到3000万元。”兼任家庭农场协会秘书长的严虎说，郎溪已在酝酿有针对性的项目补贴和专项资金。
目前，郎溪对于家庭农场经营范围的限定是以粮油为重点，围绕当地茶叶、水产、畜牧、蔬菜、水果、花卉等产业展开，并没有严格为只能种粮。而且，目前家庭农场种粮的收益并不高，在不发生自然灾害、没有减产的前提下，每亩净利润不超过400元。
李俊说，家庭农场主普遍种粮积极性不高，大多倾向于种经济作物或搞养殖。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益，会导致粮食种植面积收缩。
“保持一定的种粮面积，关系到粮食安全，所以国家要在提高粮价之外谋划更好的增收办法，目前通过优良品种等技术手段要效益已经接近饱和。”严虎说。
记者采访中发现，目前还存在一些农业企业通过相关惠农政策套取惠农资金的问题。
一些企业改头换面，改成农业企业，在获得相关补贴之后却不用于农业生产；更有甚者，企业借家庭农场的“壳”，获得相关财政支持，而这些资金却没有一分钱投到家庭农场。严虎说，“要避免惠农政策被强势群体挤占，出台的相关政策就要更加可行、细致、明确，在操作层面更加具体。”
顾辉认为，无论在何种阶段，农业作为弱质产业，都应该得到扶持。纵观西方国家农场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生存也非常困难。尤其是面临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时，没有政府的援手自身很难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