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还使工业反哺农业的政府补贴难以让农民真正获益，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激励不足问题。2004年以来，政府通过各类补贴和提高收 购价的措施，形成了新时期工业反哺农业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但随着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农民非自有的生产要素，农资部门从农业收益中分得的收益比重不断提 高，出现了农民务农实际上是在给农资企业打工的倾向，政府本该补贴给农民的钱，也以不断提高的比例回流到了非农部门。通过测算表明，农业每增收10块 钱,1996年非农部门分得3.65元，而在2010年分得4.23元，增加了5.8%。这一农业收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导致各类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减 弱，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下降，进而也从根本上弱化了食品价格信号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

　　食品价格上涨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

　　 价格是反映供求关系的信号，较长期的价格上涨可能反映的是一段时期内的供不应求。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数量的增长，中国的食品需求正在经 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食品需求弹性大约在0.5左右或者略高一点。食品需求是一个随着收入和人口的增长，可以较为准确预测的 变量。因此我们主要从供给方面进行考察食品价格上涨的深层次原因。

　　 生产要素流出、食品价格上涨、进口增加、连年增产，这样一些特征事实，实际上反映的是二元经济增长方式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一个理论问题：食品不足点（Food Shortage Point）。食品不足点最早出现于Lewis-Ranis-Fei

　　的二元经济模型。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工资高于农业工资，因此农村劳动力不断

　　转出农业。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为零 ，因此这种劳动力转移会造成食品产出的下降，以至于食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开始上升。

　　 食品不足点是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要避免的问题。在中低收入国家，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而且在这个发展阶段上食品需求弹性很小，食品价格的 升高将直接带来人们生活成本的上升，推动工资上升，同时侵蚀居民储蓄和企业利润。如果没有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这最终会导致工业化成本的上升，利润不再随 着资本的积累按比例的增加，资本积累下降甚至停滞，经济发展因此中断。舒尔茨、速水和拉坦都强调了解决粮食问题作为经济起飞前提的重要性。

　　 我国食品价格在2003年之后的相对上升，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食品不足点问题引起的，为什么会出现食品不足点，是不是在经历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其他国家也会经历食品不足点，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尤其是粮食连续增产，并没有出现Lewis-Ranis- Fei模型中所描述的农业生产的绝对下降。但是考虑到同时期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出增加所抵消的要素流出农业的负效应，和由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食品需求 的快速增长，因此，食品价格的升高，可能正在暗示着中国已经出现了食品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并已经成为常态。

　　从调整农业收益分配格局看稳定我国食品价格的战略对策

　　 解决我国食品价格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解决农业生产的激励下降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调整当前农业收益分配格局入手，让农民能够从农业增产和价格上升中获得 更多的好处和激励。而要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办法有两个：一是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改善耕地质量， 调整现有农业收益分配格局；二是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在现有农业收益分配格局下不断校正农业生产激励下降的问题。

　　 ——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不断改善耕地质量，调整现有农业收益分

　　配格局

　　 调整现有农业收益分配格局，就是要着眼于提高农民自有生产要素的分配份额。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改善耕地质量，等于增加了土地要素的投入和提高 了价格，也就增加了农民自有生产要素的分配份额，从而能够提高农民务农积极性。我国现有18.2亿耕地中，2/3还是中低产田，有的产量非常低；在现有耕 地面积中，有效灌溉面积还占不到一半，2010年只有49%左右，这些农田是靠天吃饭，抗灾能力很弱。农田水利建设，作用并不只是提高防灾抗灾能力，更重 要的是它已经成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的根本措施，而且不会扭曲市场。目前种粮农民直补政策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多没有与生产直接挂钩，即便与播种面积挂 钩，也会在长期提高土地的流传成本，扭曲资源价格，不利于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实现。鉴于此，国家今后对“三农”的补贴可以考虑更多地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倾斜。这样做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是确保我国食品供给和价格稳定所需要坚持的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