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中央政府明确“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已经过去10年，从国家“十一五”规划为改变“三农”困境于2006年大幅度增加“村建设”投资也已经5年。同期在资本主义主流世界绝无、但在中国却重复出现的“中国特色”还有很多。例如：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发了8个，中国粮食连续增产了8年。

　　这一切，西方文字很难意译，笃信西方文化者更难以理解，但却被实践证明是中国在应对2009年全球危机之际，走出“V形”反弹的重要的基础条件。

　　中国的“三农”改革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同以往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三农”问题的内涵也亟须重新鉴定：由原来是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转变为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与农业生态安全的“新三农”。

　　在2012年新一届领导班子问世，中国村建设年度新增投资规模也将超过1万亿之际，“三农”领域出现的新动向，应该引起当政者的高度重视。

　　“重中之重”：维护农民权益就是维护国家稳定

　　当代“三农”问题中，第一位的是农民权益，因其关乎国家基本安全。

　　在上个世纪提出“三农”问题并引起讨论之时我们就指出：世界上任何发展中国家加快城市化，几乎都伴生“空间平移，集中贫困”的贫民窟扩张，并且内生性地导致灰色经济及相应的黑社会治理，同时导致法治失效、腐败蔓延和动乱发生。

　　百年来，中国人不论何种体制，都在试图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并且加快产业资本扩张进程。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之最大不同，恰恰在于没有同步推进城市化。

　　这不仅是中国工业化没有以大型贫民窟来储备劳动力后备军，却长期维持劳动力低成本竞争的唯一“比较制度优势”；而且还是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得以维持稳定的客观条件：亿万贫困人口分散在380万个自然村里，政府还可扶贫。然而，若一旦被那些食洋不化的政策剥离土地资产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那无论是否搞贫民窟都改变了其农民小有产者属性；一旦农民通过劳动生产线被改造为世界最大规模且组织性最强的工人阶级，中国就有了类似于西方19世纪阶级政治主导暴力革命的社会条件。

　　各地近年来有些人不顾农民权益对于国家基本安全作用，强行推进城市化，不仅造成与美国“次贷危机”类似的、总额在10万亿以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推给中央政府去偿还；而且对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两成的超大型国家构成极大制度成本――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城市化，只不过是资本集聚和风险集中的过程。

　　我们一向认为，资本及其风险集中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社会动乱，只不过是城市化的规律性结果――中国群体性事件从2005年的8万多起飙升到5年之后的翻番，乃强行剥夺农民权益推进城市化的规律性后果；根本不可能靠维稳经费和维稳队伍的增加化解！

　　中国在工业化阶段的所谓“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长期维护小农理性的基本财产制度稳定。因为：土地革命使全体农民平均得到最大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才有农民劳动力投入非农产业使资本获取风险收益的前提。

　　中国政治家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基本制度上的一以贯之可谓萧规曹随，每隔差不多20年，就给农民再平均分一次――毛泽东1950年土改、邓小平1980年大包干、江泽民1998年二轮承包……唯此举，才是农民得以承担流动性非农就业风险、使企业家或国家得到风险收益的制度条件。

　　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既往经验，是借助对外产业转移推动“接受国”构建亲资本制度体系，从而得以顺畅向发展中国家层级梯次转嫁制度成本；而发展中国家更具共性的教训是在债务危机中落入“发展陷阱”。

　　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过亿的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总体上维持稳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能够承受历次危机的考验，尚未堕入“现代化”陷阱（即土地私有化推动无地农民进城引发的大规模贫民窟冲突和生态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三农”作为城市危机软着陆的载体，中国可以凭借城乡二元结构，向广大的农村分散城市经济危机的巨大制度成本。1978年以来受城市危机转嫁代价的影响，农村也先后发生了三次治理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资本力量薄弱的“作为劳动力池的三农”，是中国经济资本化进程中能够保持总体稳定的“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