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推行“土地大集中、资本大投入、装备高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齐全、多样性经营、企业式管理”这种模式的地方，在当今的世界上也属凤毛麟角，仅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极少数几个国家才“玩得起”。

　　把美国称为“农业强国”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看美国农业最“过瘾”和最“震撼”的东西，便是美国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高科技支撑，但很少了解美国也为农业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例如在投入上，美国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历来比工业领域的投资大，每生产1美元农产品，约投入8美元，在联邦政府预算中仅次于国防开支，占第二位。在消耗上，美国每年生产3000亿公斤粮食，要消耗6000万～7000万吨石油、800万吨钢铁，同时消耗大量的磷、钾等肥料。在污染上，美国农业严重依赖化肥和农药，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美国有31个州存在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衣阿华州大泉盆地从1958年至1983年的25年间，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浓度增加了3倍。美国现在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为4.5亿至5亿磅，其对土壤和水资源造成的污染已经无法清除。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是一种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产业，靠的是用高投入来换取高产出。这种农业模式很难避免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困境：资本替代土地的结果，是大量的能源消耗、巨额投入和沉重的财政负担，并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结果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导致了劳动力失业和两极分化。有学者断言：当发达国家在强大的价格支持下进行世界农产品倾销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小农便必然纷纷破产。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从根本上颠倒世界的既定秩序，要想复制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便是痴心妄想。这种模式你既学不到，也不敢学。

　　其实，日本、韩国、以色列、中国台湾等地区，现代农业也相当发达，甚至可与美国农业“叫板”。这些国家与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普遍存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属于耕地资源严重短缺的类型。他们在培育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并没有选择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那种“土地大集中、资本大投入、装备高科技、企业式管理”的模式，而是把着力点放在大力发展先进的生物科技和小型机械上，并紧密围绕农业生产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和农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需求，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鼓励农民开展家庭经营式的精耕细作，从而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以保障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始终处在相对平衡的水平上。

　　我2010年在台湾南投县信义乡调查其农业时，该乡农会理事长告诉我，政府不支持农村土地向大户和企业集中，即使有足够的理由，也不能超过30亩。

　　不知是什么原因，东亚地区的这一现代农业模式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我们总是喜欢把目光“钉”在美国模式上。

　　其实，我们的邻居――菲律宾就曾经做了一回扎扎实实的“冤大头”而成了“反面典型”。当年，菲国的许多“海归派”认定，菲律宾的农业和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学习美国经验，依靠资本的力量来改造落后的小农生产。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大力鼓励农民土地流转，积极支持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放手让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村和农业生产。在这种形势下，大量农民成了农业工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高速发展阶段，被“誉”为有效解决了“三农”问题的“亚洲典范”。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日益替代劳动，农业工人被陆续“炒鱿鱼”。大量失地和失业农民涌入各类城市，而城市又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失业问题迅速转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菲律宾的人才满世界流浪，女人作为“菲佣”更是成为国家名片。只要一到香港，就可以发现铺天盖地的都是菲律宾“保姆”。菲律宾经济社会至今仍然是不知何日为止的衰败态势，就是“三农”问题引爆的炸弹。

　　大规模生产与农民就业问题

　　菲律宾学习美国农业模式得到惨痛教训，就算中国有朝一日GDP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大哥大”，政府财政富得流油，有钱实现“资本大投入”了，也不见得就可以推行美国的现代农业模式。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人均仅有1.39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美国现有可耕地约1.52亿公顷（1公顷=15亩），牧场5.6亿公顷，加在一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18%，人均耕地0.66公顷，是世界人均耕地（0.23公顷）的近3倍。美国不仅地多，而且人少，全国总人口只有3亿。其中，农业人口更是微乎其微，大概为600万人。“吃饭”对中国来讲是“天大的事”，在美国则为“小菜一碟”。为防止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对土壤的污染，有些州还颁布专门法令，让大量的土地每年有计划地进行“休耕”以涵养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