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城内外、塞北江南，农村土地流转活动持续升温。截至2010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85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14.7%。形势之好，成就之大，让各级农业部门非常自豪。

　　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异军突起”，使得近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农业生产，在窘境中突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状态。因为国家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所形成的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并没有真正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持久“动力”，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不得不严肃警告：“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局面没有得到顺利的形成。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农业现代化的主流思路

　　针对当前“三农”工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央不可谓不重视，地方不可谓不努力，为什么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这个“老大难”问题却长期得不到有效突破呢？

　　经过反复检讨，人们终于发现核心“病灶”很可能出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上。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人均仅为一亩多地，无论怎样精耕细作，整体经济效益都是微乎其微。甚至有人持一种近似绝望的论调：就算允许农民将自己的承包地用来种罂粟熬鸦片，也断然不可能发财致富！

　　因此，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都认为：如果能够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温柔”路径，让零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静悄悄”地向种养大户和“龙头”企业集中并形成规模经营的话，生产资料细碎化、基础设施建设与科学技术推广难、投入成本高、产出效益低、农民增收慢等长期困扰“三农”的许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农业现代化的美好愿景就会指日可待。

　　正因为这种价值取向的不断“发酵”，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开始高调登台，而且经常性地在主流媒体中被誉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然而，当问及什么是“农业现代化”时，不少干部则朦朦胧胧甚至晕晕乎乎，并不能真正把握其基本的内涵特征，表现出人云亦云的随意性与生搬硬套的非理性。

　　根据我的调查，多半的党政干部主要是通过这样几句非常时髦的口号来理解农业现代化的，即“用现代工业经营理念谋划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还有一种说法：农业现代化就是“主体多元化，核心科学化，特征商品化，方向集约化，目标产业化”。为了让大家听懂，还有人将其翻译成更通俗的解释：“农业现代化就是土地大集中、资本大投入、装备高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齐全、多样性经营、企业式管理、产品质量好、市场竞争强、经济效益优、生态环境美”。

　　按照上述方方面面的形象描绘，“农业现代化”当然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东西”！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科学力量与理性思维，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极其完美至善的社会环境里，困惑了我们多少代人的中国“三农”问题必然一扫而光，从此销声匿迹，不再祸国殃民。

　　农业现代化：“西洋景”还是“中国画”

　　但是，恕我直言，包括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内，我国广大农村中不仅个体小农户无法达到这种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标准而只能“望洋兴叹”，就连很多自认为实力不俗且已羽翼丰满的“龙头”企业，也是不敢高攀而自叹弗如的。

　　可以说，这个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概念以及它所引申出来的客观标准，对中国来讲，且不说目前条件不具备，就算在往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也都将是不可能成功登顶的“珠穆朗玛峰”。为什么？因为它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来品”，是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照搬照抄来的一张美丽的“西洋景”，而不是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我们针对自己的具体国情所精心描绘出来的一幅“中国画”。

　　众所周知，农业的发展对耕地、土壤、淡水、劳动力、气候等自然资源条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国家的区位地理与资源禀赋不同，优势和缺点则各异，农业现代化便应具有彰显本国特色的概念与内涵，并必然呈现出差别性、多样化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