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老年人生活水平高低来评低保也存在问题，因为这些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完全可能是子女家庭条件相当好的农户，只是因为子女不孝，而让老年人生活困难。若子女不孝引起的生活困难可以享受低保，那国家是不是要鼓励子女不孝？凭什么子女孝顺的家庭中老年人就不可以享受到低保的好处？

　　这样一来，合理的标准是按年龄来评低保，谁年龄大，谁可以吃低保。因此，A市市郊农村，村民认为挨得着低保的标准有三个，一是贫困，二是病残，三是年龄，且唯有年龄最为客观，好操作，因此，在有些村民组，低保完全按年龄来分，有老人抱怨说，我已经80多岁了还没有吃到低保。

　　五、老年人中，也有条件特别好的，比如儿子在外工作，年收入10万元以上，且十分孝顺，家里经济收入也很高，完全不愁吃不愁穿。这样的老年人，既不符合低保的条件，低保的那点钱也完全没有什么作用。但是，这样家庭的老年人看到其他年龄大的人都吃了低保，而自己没吃上，心中不满。凭什么比我年龄小的都吃上低保了而不让我吃？这不是欺负人吗？这样一来，吃低保就成为在村中有无地位，有无面子的标准。我吃低保，所以我“光棍”（有面子的意思）。这样一来，低保就已完全背离了低保的本来之意。

　　六、比按年龄来分配低保指标更公平的办法是轮流吃低保，每户都有份，每人都有份。这样做，既公平，又客观，就是不公正，且完全离开了低保政策的宗旨。

　　七、低保评选标准难以量化操作，评选低保的意见总有分歧，评低保后总会有不同意见，这就为低保评选的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在A市市郊农村，虽然上级规定低保指标必须公开，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村对每年评出的低保进行了公示，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村根本就没有经过村民代表来评选，而是由村民组长指定低保人的。

　　村民组长一般都是村庄中的精英，其背景往往是门子比较大兄弟比较多。村民组长完全有能力掌握国家低保政策的政策界限，他又完全知道本村民组村民的经济和收入条件，若组长十分公正地按政策标准来分配低保指标，一个村民组200口人。大致有上十个低保指标，这上十个低保指标恰当地甚至是精确地分配下去，是并不困难的。

　　假定村民组长十分公正、正直且严格按国家低保政策操作，组长私自确定低保人，然后将名单报行政村，行政村再报到上级批准，组长这个私自确定本身就会造成困扰，这种困扰的要点是，由组长确定的并且上级不可能不同意的（因为上级无法掌握比组长更全面的信息）名单中，上了低保名单的低保户，其所吃低保都是因为组长的选定，他们吃的是国家的低保，却要感激组长的人情，因此就有了事事支持组长的义务。这样就形成了农村最基层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而没有上名单的农户认为自己之所以未上名单，也大多是组长不讲感情不够朋友，因此会对组长以后的工作予以抵制。

　　村民组长是一个公正的且愿意为村民组办事的人，他要办成事情，却离不开村民支持。村民是分层的，并非所有村民都具有同样的力量，及其有同等的号召力。村庄中的“光棍”，是一些有号召力，说话有人听，自己也敢于说话的人。村民组的低保指标掌握在组长手上，组长将低保指标都给了村民组内最贫困农户，这些贫困农户也很感激组长，但他们的感激没有力度，而没有吃上低保的“光棍”却是有足够能力抵制组长的厉害角色。

　　因此，组长为了搞好村民组的工作，在安排低保指标时，就会有意识地让那些强势村民也挨着一点，比如让他们年老的母亲吃一个低保。一个村民组，真正光棍的就那么几个人，一个低保指标收买一个强势人物的支持，几个低保指标就使得村民组内反对的声音消失了：虽然这样低保分配更不公平了。

　　也就是说，低保指标被村民组长作为治理资源，组长不是作为一个政策执行人员，而是作为一个村民组的事业经营人员来落实低保政策，这一点，村干部也是心知肚明，村干部必须要尊重村民组长所提交的低保名单，而不能再去改变，否则，组长今后也没有支持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八、一旦组长有私心，他以对村干部的忠诚来换取自己在低保指标分配及其他利益分配中的利益，这个组长往往可以得逞，因此，村民组低保指标的确是照顾到了最贫困户，照顾到了最强势群体的亲友，而相当部分却照顾到了自己的亲友上面。这样的低保名单当然是万不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