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如果要细致地计算出国家需要多少耕地、多少牙膏和鞋子，这意味着回到了计划经济年代。这种轻视市场的思维是很危险的。

　　时代周报：很多反对你意见的人，他们担忧万一发生粮食危机，全世界难以满足中国13亿人粮食需求的缺口。除此之外，冷战思维还在主导这一部分人的思考，认定粮食安全这样的命脉不能托付给外人。

　　茅于轼：我一直说，一旦发生中国国内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中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日本消费的粮食中有40%是依靠进口，韩国则高达60%，中国在这些年来进出基本平衡，目前的情况是不必要依赖进口的。

　　中国生产的粮食高低起伏，但是上下波动只有三四个百分点。

　　若发生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也只有消费量的11%，约合5000万吨。在这种情况下，全部靠进口补足的话，需要外汇约100亿美元，这还不到我国一年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所以我们有足够的钱从国际市场买粮食。现在，全球的粮食生产为23亿吨，其中粮食的国际贸易量为2.7亿吨；如果中国进口5000万吨，这数额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五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

　　同时，因为粮食产量是个变数，需要有一定的储备。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储备量是年消费量的14%到17%。因为是国家机密，无从确认具体数字，我们从各种数据来推断，中国的储备量达到40%上下，远超过联合国的标准。

　　粮食储备并非越多越好，伴随储备而来的有损耗和成本。我国石油消费中有一半靠进口，但是国家几乎没有储备；而对于不需要靠进口的粮食，却有40%的储备量。比较这两个数可以看出严重的轻重失据。

　　提高亩产量，对我国这样土地紧张的国家有特别大的重要性，而且这方面的可能性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显得开拓潜力很大。生物工程的应用，使得提高亩产正面对空前巨大的机会。在晾晒、运输、储藏、加工中避免损耗的工艺技术也是不断更新，使整个生产变得更加有效，科技应用越多，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越能节约耕地。

　　促进粮食的国内外贸易，不仅有利于粮食供应的安全，还能降低粮食生产的总成本。

　　由于粮食贸易肯定是将粮食从价格低的地方运送到价格高的地方，以获得利润。相对于，生产成本相对低的地方多生产粮食，成本相对高的地方少生产粮食，在产量一定的条件下总成本得以降低。不论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省份之间，还是在各国间，强调自给自足反而是不利于粮食安全的。

　　防止土地审批滋生权力寻租

　　时代周报：政策变动，会产生什么效果？

　　茅于轼：不科学的耕地政策不光是会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最主要的是，它把合理利用土地的机会取消掉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需要大量土地，中国城镇人口大概有6亿，农村人口约7亿，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在未来的三五十年里还将有大约6亿人进城，农村只需要1亿农民。发展迅猛的城镇化，不占用农业用地的话便无法发展。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答案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了，没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所以可以肯定，现有耕地政策早晚会被突破。

　　一块土地能做什么用处，是盖厂房，还是作停车场等，是要视它的周围环境、还有它本身的条件而定的。耕地政策给予种粮食绝对优先权，没有道理这样做。尽管，政策制定如此，但是全国各地还是有很多耕地改作他用，因为更改后能比农业生产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

　　因为改变土地用途的审批非常复杂，在增加建设成本、延长工期的同时，这给了掌握权力者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多一个审批，就多一个贪污腐化的机会，这些都造成了浪费。这般非生产性的活动，都可以节省下来。完全靠市场来分配的话，供需直接见面，会好很多。总而言之，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意味着对有管制权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遂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这是必须警惕的。

　　时代周报：最近有新闻宣称，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愿回乡民工不足1成。比起进城打工来，不管是什么工作，收入基本上能保证高于在家种地所得，所以农村人口普遍呈老龄化和幼龄化的趋势。耕地数量在，但是劳动人数越来越低，对农业用地的保护政策是否将农民绑在土地上，继续当初用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工业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