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报道称国土部门已经掌握了2009年第二次土地调查的全国耕地数字，虽没有具体公布，但可以明确从2005-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大幅增长。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指标是，2015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18亿亩，比2010年的数量不变。而当前的调查统计显示，全国实际耕地面积为20.26亿亩。数字上的增长，使得有消息透露，18亿亩耕地的指标将上调：一位土地部门的人士表示，“‘十二五’规划的指标肯定是要变化的，可能新的提法是2015年比2010年的耕地保有量不变，不会再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因为实际目前支撑1万亿斤粮食产量的是20亿亩耕地，所以是否要改成‘20亿亩耕地红线’，要等国务院的表态。”

　　政策之下，各地违规用地的现象依然，从政策颁布的趋势来看，地方上希望多占用耕地加快城镇发展的普遍希望，在保住既有耕地的前提下，依然难以实现。

　　城市的扩张、农村的发展都需要占用现有耕地，有太多的需求与耕地政策产生矛盾。从世界发展的经验来看，城市化是全球共同的目标，城市化意味着土地和各种能源利用的集约化。

　　中国对粮食安全的特别看重，跟1959-1961年的饥灾的惨痛记忆有重要关系，但那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政府公共行为失策，与耕地面积无关，全国粮食储备和出口在当时并未受大的影响。所以，中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并将让人民吃饱饭作为施政建设的一大方向，目前已经成果显著。

　　耕地政策的设置是否合理，它明显表现出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面对多出的两亿亩耕地，相关政策是否可以进行调整？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了经济学家茅于轼，茅于轼认为，土地红线，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在作怪。

　　有面积无单产，起什么用？

　　时代周报：耕地红线的划分，在你看来最大的约束作用是什么？

　　茅于轼：这作用大得不得了。18亿亩耕地是高压线，地方政府官员里谁要是违反了，马上就被拿掉乌纱帽。

　　时代周报：现有耕地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了吗？

　　茅于轼：中国缺土地而要解决的办法是用好每一块地。耕地政策把用好每一块地设置为一个障碍，因为有红线。所以现在各个地方都想各种办法躲，我在这里用了一块，到别的地方给你补一块，这做法很愚蠢，非常低效率、十分浪费的办法，是作茧自缚。

　　政策的设置，不能忽视亩产量的高低。产量等于平均亩产乘以面积，光有面积，没有单产，管什么用。劳动力、化肥、农业机械、灌溉技术都是决定粮食单位亩产量的要素。1950年中国人口总数是5.52亿，当时的粮食产量是1.32亿吨，平摊下来人均产量是239公斤；而到2008年的时候，人口总数是13.28亿，粮食产量是5.29亿吨，人均产量398公斤。由此可见，60年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三倍，粮食产量增加的成就，使得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67%。这是数据上的证明。

　　从个人生活的直接感受来说，我们现在在粮食上以及粮食的加工产品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吃得比以前更饱、更好。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人口增长、耕地面积大幅缩减的事实之上。数据，结合对生活的直接感受，产生这一令人吃惊的成就也很简单，单位产量在60年里几乎增加了四倍。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粮食都已经不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要素了，但很多人的观念还一成不变。

　　现在不考虑单产，就是缺乏科学头脑。18亿亩土地是什么质量的土地，高产田和低产田产量相差一两倍，国家对此并没有说明。18亿亩的限制，只有规定每亩单产量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达到预期目的。中国不仅仅是耕地面积少，其他可供国人使用的土地面积也紧张，平原只占国土面积的12%，解决的唯一之道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使每一寸地用到它最能发挥生产能力的用处上去。

　　时代周报：你一直在强调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而非死守耕地总量。

　　茅于轼：应该用市场的办法，市场会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除此之外，谁也解决不了，只有市场能解决到底需要多少耕地，市场会平衡的。要是粮食不够，就涨价了，有更多的投入，包括土地，现在很多土地是撂荒的，大家都知道。

　　市场在起着支配的作用，它不需要这么多地，就撂荒了，粮食也不会出问题。

　　自给自足未必利于粮食安全

　　时代周报：国家可以合理计算出耕地需求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