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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关键在于给贫困者赋权


  近年来,我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据世界银行估计,1980―1990年,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1.67亿;1990―1999年,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1.15亿。1981年,我国有2/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2010年,这个数字变为不到1/8。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9年的3597万,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8%。

  但是,我国的减贫形势仍然严峻,这表现为我国的贫困线标准偏低和减贫成效的不稳固。目前,我国的贫困线是2008年确定的,农村贫困标准为年1196元(人均纯收入),远低于人均每日1.25美元的国际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应是1.5亿)。同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的贫困人口中有66.2%在2009年脱贫,而在2009年的3597万贫困人口中,则有62.3%是返贫人口。显然,我国的扶贫机制有待改进和创新。

  减贫成就的原因:学界看法不一

  对于我国减贫成就的关键原因,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有观点认为,我国减贫成就的关键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量增加。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1981―2004年间,我国的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其中,有2/3的脱贫发生在1981―1987年间,仅在1981―1984年三年间,贫困人口就减少了40%,只有15%的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发生在1995年之后。显然,FDI并非我国取得减贫成就的关键原因。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外贸易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是我国取得减贫成就的关键原因。然而,这种解释也存在与前一种观点类似的问题。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尽管贸易改革对我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有正面影响,但只对减贫有很小的正面影响,对外贸易数量与贫困指数的相关系数为零。这些均说明,对外贸易对我国的减贫影响有限。

  还有观点认为,取得减贫成就的关键原因是我国城市化政策的落实。确实,人口向城市迁移能够产生集聚效应,有助于实现消费和生产的规模经济,有助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有研究也表明,在1981―2001年,我国有1/4贫困率的减少来源于城市化进程的推动。然而,由于我国1950年开始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原因,农民(占贫困人口的大多数)并不能自由迁移到城市,致使农民的收入难以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显著提高。显然,这也不能成为我国脱贫的关键原因。

  减贫关键在于给贫困者赋权

  那么,我国取得减贫成就的关键原因是什么?这可从我国减贫成效显著的时期(1981―1987年)进行探寻。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20年,我国的减贫并未取得多少进展。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业的增长率从未超过5%。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业产出快速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的粮食净进口国,变为了20世纪90年代的净出口国。这也导致了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贫困率的大幅降低。

  农业改革的成功使得一部分劳动力和资金可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加上利润激励的引入,我国乡镇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数量上从1978年的150万家激增到1989年的1870万家,雇用的劳动力从250万人增加到900万人,农村工业的总产值和就业分别占整个工业部门的30%和57%。这又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的进一步降低。有关实证研究发现,1981―2004年,我国农业增长在减贫方面的贡献比制造业和服务业高4倍以上。这些均说明,农村改革特别是其中的赋权改革带来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是我国取得减贫成就的最主要原因。

  在经济学领域,对于人们缘何贫困,长期存在着两种解释:“粮食中心论”(认为人们贫困是因为贫困区粮食总供给下降)和“自由市场论”(认为人们贫困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市场上购买到生活必需品)。然而,这些解释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贫困并不完全是因为缺乏商品,而是因为缺乏获得商品的能力和权利。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能对权力重新再分配,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通过增权的途径。因此,减贫的关键在于给贫困者赋权,增加其获得劳动产品的能力和权利。

  一般说来,一项改革要能够得以实施,需要一个最低的赋权水平,一旦达到这种水平,即使赋权程度很低,改革进程也会加快。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之前,我国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力如何使用并没有多少决定权,改革赋予了他们控制自己劳动力和土地的权利,这种赋权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农民的劳动热情高涨,农业产值快速增长,贫困程度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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