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业研究所所长郝克明曾长期在中国研究农业问题，他认为，美国经验证明，即使超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单纯地只依赖超市进行“农超对接”，也不一定能保护好农户的利益。

　　美国农业研究所所长郝克明说，超市能赚那么多钱，他们的做事模式是要把生产者的利润压下来，为了有空间给消费者更低的价格，大超市化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产品要进入超市要收进超费，产品搞促销还要交促销费，费用太多。所以在中国，农超对接解决不了各种费用问题，这是个很大的误区。

　　新兴方式的尝试

　　农超对接是商务部在2009年就开始大力推广的一个项目，为很多农产品找到了一个稳定的销售途径。刚刚开始试点的周末车载蔬菜市场要做大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一些热心人已经开始了其他方式的尝试。

　　魏川是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在同龄人忙着考研或者找工作的时候，魏川却顶着家里人的抱怨和压力，留在了北京郊区一个农家小院。

　　国仁绿色联盟学员魏川告诉记者，家里不理解，因为没有去大公司，或者说觉得挣不到很多钱。

　　让魏川义无反顾投入的，是人民大学组织的生产者联盟，他们把农民和一些合作社组织起来，魏川他们是联盟里的志愿者。

　　魏川说，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是处于劣势地位的，所以组成一个大联盟，好应对这样的市场风险，把他们生产的货跟城市消费者之间做对接，达到公平贸易。

　　记者见到魏川时，他和同事带了大大小小四五箱农产品，来参加一个叫“农夫市集”的活动。魏川告诉记者，联盟最早有7家农民合作社，后来扩大了十几家，发展的规模还是挺大的。今年，他们试着脱离一些农业基金会的赞助，想要自负盈亏，这时才发现，销售这条路子，越走越艰难。

　　魏川说，中间环节，特别是超市会非常挑剔，他们要求有机认证，而单个的消费者或者是农户不可能去承受那么高的认证的成本。

　　在市集上，记者发现，来参加市集的农户，不仅来卖菜，他们更想在市集上，找到更稳定的消费群体。

　　京郊农户焦念荣说，他们希望农桌直接对餐桌，只有才能减少流通环节，减少流通成本，同时生产者的利益也能得到保证。

　　农夫市集的组织者，是美国农业研究所驻中国的研究机构。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和销售不能对接的原因，是因为两方面都缺乏组织。现在，像魏川参加的这种联盟，已经把生产者组织起来，而国家提倡“农超对接”，是因为超市在无形中组织了消费者。他们希望，通过农夫市集，探讨更多的把消费者组织起来的方法。

　　常天乐说，大家都没有概念，不知道消费者是可以一起来做一些事情的，比方说认识的消费者一起做团购，有一些团购确实是以工作的场所为单位来做的。现在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趋势。

　　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也表示，现在的主渠道是批发市场，农超对接替代批发市场，能够给消费者另外一个选择。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更多的对接，特供是对接之一，社区支持农业也是一种对接。

　　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的副院长郑风田认为，无论是车载蔬菜市场、农夫市集，还是“农超对接”，生产和销售的对接方式其实是百花齐放的。本质上都能缩短从农桌到餐桌的距离，减少蔬菜的流通环节，平稳菜价。国家之所以过分依赖有着局限性的“农超对接”，而其他的销售方式又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最根本的上，是政府的分工造成了调控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