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府显然还是以行政惯性在解决这一问题。只是留给它的选择不多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如果抗击通胀的战斗仅由央行说了算，在打响的时间上会有所提前。但大陆抗通胀的过程十分复杂，这跟大陆政府的复杂程度很是相像，即使央行有机会游说政府最高决策者为抗击通胀采取措施，但它也不过是游说队伍中的一员，有十几个部委同样可以展开它们的论述。

既然通胀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选择就非常少：第一，历史证明，不能盲目使用补贴，补贴只会造成下一波更厉害的下跌与上涨；第二，没有能力去降低物流和土地、租金成本，这些都是通胀大环境决定的，那就只有瞄准流通终端，并准备接受和高保护价收购大米一样的政策性亏损。只是如前所述，现在大部分农贸市场都是民营的，政府参股和控制农贸市场是最现实的办法，虽然这一举动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被人怀疑“国进民退”、经济开倒车，而且最终效用有多大也是未知的。

至于政府为何始终不变地坚持以行政手段打响“菜价保卫战”，恐怕是涉及执政之本的另一个问题：虽然有官员表示既怕菜贵伤民又怕菜贱伤农，但两者或许没有分别，其实都是在保护“社会稳定”—前一个关注的是菜价稳定问题，后一个关注的是农民的种粮种菜积极性亦即供给稳定问题—市民生活的稳定从来都是维稳之本。要同时保证这两方面的稳定，单纯的市场显然难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