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时下的这一悖论—因收购价奇低，农民宁愿将菜烂在地里；但农贸市场某些蔬菜的价格却比去年还高，高到政府要直接参与“平抑”菜价的程度。

既然同时出现“买难卖难”的局面，是不是成本都消失在流通领域中？多家大陆媒体，包括传统党媒的报道令人更加疑惑。在调查中，他们看到的是赔钱的菜农、不赚钱的白菜货运司机以及利润空间被挤压的农贸市场终端。在这一链条上，似乎没人从价格上涨中赚大钱。

大陆主要的经济主管部门，至今未就这一悖论总结性释疑。不过，在夏季蔬菜大量上市之前，地方政府已在5月份前陆续表态，将管控农产品流通领域“最后一公里”以削平日用消费指数。

在这其中，最具指标性的举动，是北京市计划在各区收购和参股15家农贸市场。而在南方，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日前第一次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农贸市场工作会议，宣布经过十年运作，杭州市农贸市场国有化率已从60%上升至85%，为稳定“菜篮子”起到了正面效果。

看上去，除了将力气花在农贸市场这一流通终端，大陆政府目前的选择不多了。

1988年以来，为了避免蔬菜与粮食价格大起大落，大陆政府抛出了两项超级民生工程—“米袋子”与“菜篮子”工程，并在1994年明确实行省长与市长负责制。由于农产品交易日益频繁，但市场交易场所寥若晨星，政府又提出“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原则，允许民营资本介入，以期在最短时间内疏通这一关节。最终，国内形成40000家农贸批发市场的规模。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多次出现大规模农产品“卖难”问题，几乎每次，政府都在第一时间将目光放在了流通领域。

1983年，粮食“卖难”开始零星出现，由于当时在某些地区同时存在粮食供应紧张，主流观点认为，是因为政策限制造成粮食流通领域运行不畅。中央随后允许私人进行跨地域农产品买卖。但这一放松流通领域的政策收效甚微，1984年粮食“卖难”开始全面蔓延。这一背景催化了1985年第一波粮食改革的启动，接下来三年（1985－1988年）粮食领域的生产力跌入低谷，粮食播种面积萎缩，粮价推高。为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应，“米袋子”与“菜篮子”工程应运而生。

第二次粮食“卖难”集中出现在1991年。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人口开始回流，1989和1990年粮食播种面积连续上升1.89％和1.12%，成为大陆1960年代初粮食危机之后的最大同比增幅。随后的1991年，大规模粮食“卖难”再度爆发，仅安徽一地，1991年5月露天堆放粮点就有18万个，存粮42亿斤。

潮起潮落，两年后粮食再度短缺，粮价上涨。

与以往相同的是，决策层最初认为该轮粮价上涨是短期波动。在1993年底全国平抑粮油价格工作会议上，中央指“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就局部来看，可能存在粮源不足，库存下降，调运不及时等因素。但从全国来看，主要是由心理、投机因素等暂时因素推动的”。

不过，1994年2月一位国务委员致信广东、福建等南方七省区政府负责人，要求扩大早稻种植面积，说明中央对于“卖难”问题的看法再次发生微妙转变。当年3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一方面要求增加早稻播种面积，另一方面，由国有粮食部门完全控制粮食批发环节，并在零售环节发挥主渠道作用。

4年之后，超库存2000亿斤的局面，与粮价跌破历史最低水平的问题同时出现。这一迅速到来的“黑色幽默”，使中央转而从价格杠杆角度来思考解决粮价大起大落的问题。高保护价敞开收购成为权衡之后的选择，尽管这一举措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有效稳定了粮价，但其付出的代价极为昂贵，粮食系统每年为此背上成百亿的财政包袱。

这一互为进退的“米袋子”故事，也不同程度投射到“菜篮子”以及其他经济领域。

大陆媒体报道称，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一些地方在实施“菜篮子”工程时，开始对蔬菜种植进行补贴，北方某县甚至提出“一亩菜等于十亩麦”的口号。经过三个月至半年的生长周期，目前补贴蔬菜陆续上市，供大于求的形势，使原有的季度性价格回落变得更为明显。

但市民对于菜价回落的体会是迟钝的。虽然蔬菜收购价格奇低，但流通环节的物流、租金等费用由于通胀的存在，一直在走高——经济层面的通胀恰好与蔬菜供大于求的周期发生了碰撞，而这种局面在以往很少出现，以至于从舆论界到研究专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