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消费升级与结构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进入了消费结构加快升级的阶段。高级点心、寿司都需要优质专用的粮食原料，中国目前还满足不了需求。优质、安全就要减少产量，投入更多资源、资金，中国农业正由高消耗资源向高投入资金转变。

　　四是小规模分散经营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据 FAO的数据，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经营耕地面积为60.9公顷，日本为1.9公顷，韩国为0.8公顷，印度为0.6公顷，而中国仅为0.4公顷；我国农业企业规模也比较小，美国孟山都公司2008年种子经营额相当于中国5家上市种子企业种子经营总额的近15倍。在现有生产方式下，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保护产业安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五是“要粮”与“要钱”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府要粮食，农民要收益。目前种粮比较效益低，抓粮对GDP和财税贡献小。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需要做大量工作。务农种粮不划算是农民普遍反映的问题。由于比较效益低，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地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重高达 70%—80%，老人、妇女种地是普遍现象，有的地方 50岁以上的占80%。

　　记者：通过哪些政策措施来解决政府“要粮”和农民“要钱”的矛盾？

　　韩长赋：我们常讲，推动粮食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四靠市场。保障粮食安全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目前粮食生产比较效益还偏低的情况下，政府“要粮”与农民“要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矛盾的，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平衡的。过去我们靠行政命令推动农民务农种粮，现在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要依靠政策激励与价格引导并举才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与此同时，要处理好产区和销区利益关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调动主产区政府抓粮的积极性。有了这两个积极性，粮食生产才能稳定发展。这是我们总的政策思路。

　　一是坚持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民愿不愿意种粮，价格是第一因素。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国家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农民种粮的有效政策。今年国家继续提高主产区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今后，还要继续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农业生产成本变化、农民生产收益以及物价指数和居民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持粮价的合理水平，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做到增产增收。

　　二是完善强化农业补贴政策。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结束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2002年开始实行良种补贴，2004年开始实行种粮直补和农机购置补贴，2006年开始实行农资综合补贴，今年“四项补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1406亿元。一减一增，农民每年得到实惠2700多亿元。这些政策促进了农民增收减负，改善了农村党群干群关系。今后，还要逐步加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力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农资综合直补与农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新增补贴重点向种粮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和规模，提高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良种补贴标准；加大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增加农机具补贴种类，逐步提高补贴比例。

　　三是实施重大技术推广补助。适应气候变化的趋势，对重点地区、主要作物、关键农时的防灾减灾、增产稳产、节本增效的重大技术实行补贴，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避灾、积极防灾。减灾就是增产，节本就是增收。现在常年因灾减粮600亿—800亿斤。推广农业技术，首要的目标是增产，提高粮食产量；其次是优质，提高产品质量；最后还要节本，提高种粮效益。

　　四是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要向主产区聚焦，项目投入要向主产区倾斜，指导服务要向主产区延伸。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奖补力度，逐步使产粮大县人均财力水平达到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2005年中央财政出台了“三奖一补”政策，即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税收收入奖励、县乡政府精简机构人员奖励、产粮大县奖励，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给予补助。其中，产粮大县奖励主要是增强产粮大县财力，调动县级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的转移支付政策，是当前国家扶持产粮大县的重要政策之一。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粮食大县地方财力，调动了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发展和产业化经营。今年国家全面取消了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今后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将全部由中央财政补助，每年减轻主产区财政负担98亿元。但是，目前“粮食大县、经济小县、财政穷县”的矛盾仍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