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听到一些农民讲，粮食增产10%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农民“嫌费事”不会精耕细作，比如插秧时不能保证每亩的株数，这对产量会造成影响。

　　农业“用工难”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妇女和老人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井永良说，他在育秧期雇的七八个人中，女的年龄都在35岁至50岁，男的年龄都在55岁至60岁。

　　韩长赋说，农业部在春节后进行了一个月的驻点调查，一家一户地和农民算账，分析年龄结构，发现有的村务农劳动力中50岁以上的占到70%至80%。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后，农民兼业化、老龄化甚至有些地方农村空心化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办法

　　提高种粮收入是关键

　　记者在黑龙江采访时，不少农户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水平，有助于解决农业“用工难”问题。

　　马长久说，靠一家一户零散、粗放地经营，土地利用率低，种地收益不会高。农村应该往土地集约化经营的方向发展，能够节省劳动力，从种到收都可以成立专业合作社，实现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出去以后，如果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跟上了，老头、老太太一样可以种田。日本的农村劳动力也大量外出，在农村很多老头、老太太干活，这种常态就是靠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

　　记者发现，在一些规模化和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农业“用工难”的问题确实相对不突出。大庆市杜尔伯特县江湾乡九扇门村村主任段双林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该村基本实现了机械化，80%的农户都有插秧机，收割的时候也基本使用水稻收割机，因此农业用工没有出现短缺现象。全村2000多人，有 200多人在外打工，人均土地有15亩，种地的收入也并不比外出打工少。

　　不过专家认为，中国有大量的丘陵、山地，这些地区机械化水平难以提高，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作保障。即使机械化率非常高，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农民劳动力季节性的供求矛盾依然存在。

　　朱启臻认为，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这种情况是很难逆转的。最根本的办法是让种粮的人有比较高的收入，要比外出打工高出一大块，而且种粮的人要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通过鼓励一部分农村人来经营农业，使有志向的年轻人留在农村成为新型农民，这样的农业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农业这种季节性用工市场，主要反映的区域性、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靠单个农户无法解决。”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政府部门不应只关注农产品市场，还要把农业要素市场结合起来，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

　　李国祥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全国性的大市场，全国各地的劳动力都流向广东、浙江等制造业发达的地区。而目前建立全国性的农业要素市场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说这种市场非常低级。政府应该建立跨区域的劳动力信息发布平台，比如水稻插秧的时候劳动力特别缺乏，通过信息公布可以实现产地和劳动力充裕地区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