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企业的这一行为显示出企业主对员工健康的关心、个人和自发组织的这一行为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那么政府机关单位也搞副食品自供，就显得有些刺眼。

本报记者从陕西省最高人民法院后勤中心处了解到，陕西省高院在离西安50公里的陕西高岭县租了30多亩地，雇了十几名农民帮该单位种菜已经有两年，省高院一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这个生产基地供应的时令蔬菜目前已经供不应求。

而记者了解到，甚至一些省级机关的环保部门亦在其列。一个现象是，无论是个人、自发性组织还是企业、机关单位，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低调”是他们对待这一行为的共同态度。

房地产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商机。一个走南闯北的房地产企业老总还告诉记者，菜地或果园在一些楼盘还成了广受欢迎的促销手段。有些小产权房以管理用房的名义出售，同时搭售一片果园或几亩地，许多人用这个作为度假别墅，雇人打理果园或菜地。

北京的一个叫东方太阳城的楼盘，将几十亩地划成一份一份的数百等份，业主在买房时，同时还可以认领一份地，自我打理或雇人打理都可以。

食品安全的隐性担忧

就像渴了喝水、困了睡觉那样自然，刚刚脱离农业社会不久的中国人，联想到用这种最原始、最质朴的小农生产方式解决新工业时代难题，并不需要花太多脑筋。而且，农村大量闲置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也使得租地雇人种菜或养殖无需大费周折。

这些生产基地和农民，有的只提供蔬菜，有的养殖家禽，甚至还能自己做豆腐，但显然有限的土地和劳力不可能涵盖市面上所有的蔬菜、禽蛋品种。

双方的关系是松散和原始的。组织、个人与种地的农民和生产基地，大都是组织成员通过朋友、亲戚关系寻找到，并以松散和非契约化的形式确定的租种和雇用关系。

无论是雇用期限、菜品质量和服务、监管责任都没有明确的保障。当然，一些大型企业和机关单位，在获得更长期、更稳定和更放心的食品方面更有保障。

记者采访和暗访过程中发现，这一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原因在于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加剧。这其中，既包括社会对食品生产者生产过程和方式的不信任，也包括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对流通环节的不信任，以及社会对监管层的不信任。

多利农庄董事长张同贵告诉本报记者，他萌生自己搞农庄的想法，缘于看到很多农民种两块地：一块地生产出来的蔬菜用来卖到市场上，一块则供应自家人食用。这样一种做法为人和社会所知，即便两者菜品质量区别不大，也难免对购买者产生一种不良的心理暗示。

鸡是45天长大的，猪是五个月长200斤的，菜原本40天一茬，现在25天一茬。化肥、农药残留，没有菜香味……仅凭直观和感性认识，加以常识判断，生产过程的安全就足以令人大打问号。

除生产环节外，更多的污染来源于流通环节。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毒豇豆、毒大米、硫磺生姜等，都是在流通环节不法菜贩所为。选择自己种菜或雇人种菜，“从菜园到厨房”，则大大减少了流通环节的人为安全风险和自然质量损耗。

一名企业的后勤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市场上的蔬菜从农民菜地到老百姓的厨房，至少要走过五个流通环节，运送、转送过程中，保湿、降温条件差异较大，自然的质量损耗不可避免。更可怕的是，一些无良菜贩，用各种工业添加剂为食品保湿保鲜。

中间环节除质量安全不可控以外，利润盘剥也很厉害。以今年春节上海市场上的芹菜为例，农民手中出来的芹菜，3毛一斤，到了菜场，已经变成了3元一斤；蔬菜进超市，也有40%的加价。

谁为大众种菜？

监管不作为或难以作为，也是令社会用脚投票的原因之一。

一名企业自供生产基地的管理者对本报记者说，他曾与一些有机食品农庄联系供货，这些农庄几乎能供应所有市面上的蔬菜品种，而他在参观该农庄时却只看到了有限的几种蔬菜品种，“多出来的品种哪里来的？这难免令人心生狐疑。”

多利农庄总经理郭海告诉本报记者，有机食品认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机食品标准均为定性标准，这为认证的度量衡带来难度；二是有机认证的市场化运作，令认证变成了钱证交易。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计国告诉记者，有些企业申请有机食品认证，然后对外出售有机标签，这种方式比较普遍和混乱，也造成了社会对有机食品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