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11月12日报道，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担忧，一些单位、企业租地种菜形成自供食品基地。

网络虚拟菜园令广大网民们乐此不疲，为了更好、更专业地“种菜”，当下甚至兴起了一种新的网络商业模式——花钱雇人“种菜”：没有时间看管“菜园”或不愿早起“偷菜”的网民们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雇用”别人替自己打理“虚拟菜园”。

鲜为人知的是，现实版的“雇人种菜”也在各地悄然兴起，真实的土地、真实的“地主”“长工”和新鲜可食的蔬菜，一种新的食品自供、直供、特供模式在特定的人群和组织中产生。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租一块地，雇上一些农民为本单位、本企业、个人或自发性的组织种植蔬菜、养殖家禽，在国内许多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部分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

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管理的自供方式，与娱乐和省钱无关，而是以冷冰冰的、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安全的深度忧虑。

仿佛又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规模化、产业化不再是社会分工的价值取向，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造成的畸高的交易成本，最终伤害的远不只产业本身。

现实版“雇人种菜”

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的博客里，一篇“国家机关自建农场”的博文被广泛跟帖和转载。文中提到何教授所到的几个省级国家机关，均有自己的生产基地。

去年在西部某省机关食堂吃饭，陪同人员对他说：“我们的饭菜你放心吃，都是绿色食品。我们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农民种植，没有化肥，没有农药。”

今年的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文联主席池莉呼吁政府管理好食品安全。她同时告诉媒体，自己种菜已经三年了，她的菜园不施化肥，只用榨的豆饼和菜饼做肥料，味道与市场上购买的蔬菜完全不同。

本报广泛调查了解到，“自供”蔬菜的除池莉这样的个人、何兵博文里的政府机关，还有大型国企、有实力的民企、金融机构以及一些自发的个人组织，这一模式还因口口相传和易于模仿，正在不同省、市、县及不同性质的机构和组织间广泛地复制。

中石化中部某省级公司已经有这样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为企业员工们供应副食品。而同处一城的该省电力公司正在效仿，后勤保障部门正在寻找一个足够大的生产基地，为企业员工们供菜。从该电力公司透露出来的消息是，要不惜成本做好这件涉及员工福利的大事。

与发达地区相比，中部这个省份是传统的鱼米之乡，工业污染相对较少。而在工业污染更为严重的广州，十年前已经出现了这种模式。在广州的祈福新村，一位企业家将未开发的三期房产用地租了下来，雇人种菜直供一、二期已经入住的居民，这位企业家因此收入颇丰。

一些单位或企业的领导和老板，从提高员工福利的角度出发，安排专人管理食品自供事务。广州的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即为员工考虑得特别周到。他们在广州郊区租种的菜地，用的是自己公司采购的种子和化肥，以确保非转基因和较少的工业污染。除了供应员工食堂外，吃不完的菜，员工还可以购买回家。

对饮食颇为讲究的广州，从个人到企业再到机关单位都有类似现象。广州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于老板对食品安全的特别关注，也租地雇人种菜供应本企业员工，节假日甚至将多余的菜作为礼品发给员工。

一家华东地区生产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上市公司，也在东北租了大量土地，雇人种菜供员工食用。

员工人数不多的单位和企业，在忍受品种供应有限的情况之下做到数量上的自给自足并不太难，有时还略有富余。但一些大机构，由于管理资源有限，“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只能供应领导、招待贵宾。

同样的情况在北京和上海亦不少见。上海一家以金融、房地产为主的民营投资企业集团，在苏州开辟了400多亩地，接受部分会员客户的订单，以及供应公司高层日常用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这一福利还没有覆盖到普通员工。

在北京的中关村，20多个白领自发组织了购菜联盟，由北京郊区的一名农民负责帮他们种菜。一名联盟成员告诉记者，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在全国已经有10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