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大头还是食品？

　　周望军：

　　食品。

　　主持人：

　　食品我们看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得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看长期以来跟工业品相比农产品的价格是低估了。现在如果它涨价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回归，可以这么认为吗？

　　周望军：

　　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劳动力统计和资本加快向城市流动。农村这一块应该说生产资源相对的投入较少，要靠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来弥补由于我们生产要素流动不均衡导致的空缺。

　　主持人：

　　就是对农民进行补贴？

　　周望军：

　　对农民进行补偿。城镇有工作的人，包括打工的农民都是有工资的，可以涨工资，农民没有发工资，他的收入主要是靠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来弥补。

　　主持人：

　　要弥补这个剪刀差，对于农民进行更多的补偿，农产品再往下就是食品，它的上涨应当说是一个长久的趋势？

　　周望军：

　　对。从西方各国，包括东南亚的日本、韩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来看，食品价格有一个逐渐上涨的过程，上涨到什么程度最后就合理了呢？上涨到农民工出来打工和在家里养猪、种地取得的收益差不多，这个时候农产品价格就会稳定下来。

　　主持人：

　　说到这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从长远来看农产品一定是要涨价的，但是从短期来看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居民不希望承受这么高幅度的涨价，这段矛盾怎么解决？

　　周望军：

　　今年价格确实涨得比较快，粮食1到9月份涨了12.1%，蔬菜涨了20%多。既然价格上涨的趋势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或者是宏观调控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把价格涨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到城市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主持人：

　　我们再回头看一系列的统计局的数字，刚才您提到食品涨幅在比重中占到75%，而且我们看粮或者菜这些必不可少的日用消费者，实际上它的涨幅已经远远超过了7%和8%这样正常的数字。您说这种涨的步伐还能说是正常吗？

　　周望军：

　　今年粮食和蔬菜的涨价幅度超过往年。我们做过统计，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我们国家粮食价格平均涨大概7%到8%，蔬菜价格也跟这个差不多。今年由于气候异常、灾害偏多，蔬菜价格比往年涨是超过了一倍。粮食价格因为整个农业劳动生产力成本提高比较快，国家通过治理收购价引导农民多生产粮食，保证农民的正常收益。在市场预期和政府引导两个方面作用下，粮食价格上涨幅度确实比往年高一些，高三四个百分点。

　　主持人：

　　一方面农产品价格长期来看一定是上涨的，一方面我们又希望能够把城市居民的物价上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政府可以做什么？

　　周望军：

　　政府可以采取这么几个措施：

　　第一，利用我们的储备，包括油、肉、食糖、棉花这些大宗商品来平抑市场，价格上涨时我们可以抛售，可以投放一部分储备保证市场供应。

　　第二，更深远的层次来看，农产品涨价基本上有合理性，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对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补贴，比如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给居民发放临时价格上的补贴。我们在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发物价补贴一个月发了10块钱，就是我们生活费里面有50%是发的价格补贴。所以在80年代初价格上涨的过程中，群众对社会的意见还不是那么大的。

　　主持人：

　　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刚才我们反复强调，农产品涨价是一个长久的趋势，那接下来这个价格还会再往上涨吗？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价格。

　　周望军：

　　从长远来看，农产品价格，包括粮、油、肉、蛋、菜肯定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前段时间看到报道，韩国一棵白菜卖到70多块钱人民币，我们现在才卖到八九块钱，当然我们不能跟韩国比，韩国的价格也是不合理的。我们要把价格控制在群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使涨价的幅度和速度得到控制，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主持人：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吃、喝、住、用都在涨价，这是事实。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从流通领域追溯到田间地头就会发现其中背后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