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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期待市民化 敢维权不再怕报复


 

  核心提示:据《报告》引述的一份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 制图/郑勤韬  据《报告》引述的一份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主动性和能力比上一代更强,对公民基本权利平等有更高期待。  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昨日公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报告》(下称《报告》)给出了上述信息,并建议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欠薪时有发生,这是《报告》提出的又一问题。   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  《报告》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总有关负责人就作过类似呼吁。  “个别调整”转变“集体调整”  3月到5月正是劳资矛盾在一些地方呈突出之势的时候,其间,全总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地的10余个城市进行调研。调研结果表明,全国1亿名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而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全总调研得出的一些结果与《第一财经日报》此前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察报告》所描绘的新生代农民工标准像基本吻合:20多岁,未婚,初中以上文化,基本不会干农活,主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  根据《报告》,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与传统农民工的鲜明差异:外出就业动机从“谋生、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尤为关键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而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更多,追求精神生活、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的愿望更强烈。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  沈阳市总工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农民工遇到欠薪等难处比较被动,“爬吊车”往往是最激愤的手段。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维权的意识更强,维权方式比上一代农民工更多。   据《报告》引述的一份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  我国正处于劳动关系调整的新节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常凯教授近日在接受《了望》采访时分析,中国劳动关系正在从“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期待市民化  在提出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需求及情感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难题之后,《报告》建议,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  一名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工能否真正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成功的关键。目前“半截子”的城市化将会给社会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威胁。而户籍问题的难点在于附着其上的各种福利太多,使得户籍改革举步维艰。  考虑到农民工数量的巨大和大中城市的承载能力,积极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将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此外,《报告》建议,应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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