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城市化需要征收”的怪论不仅从理论上误解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而且对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后果。它使所有城市化过程都搭上了“公共利益”的便车，让地方政府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宪法规定集体所有制的意图原本是要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现在却成为政府全面干预农村发展的借口。一方面受土地财政诱惑，一方面迫于地方GDP指标的政绩压力，地方政府当然是很“欢迎”这种宪法误读的。只要农村城市化意味着征地，地方“二财政”就得到保障，地方GDP也能连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官员政绩也就锦上添花，但是这种政府人为拉动的增长模式不仅严重偏离了市场经济轨道，造成大量浪费社会资源、加剧生态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而且还因为补偿标准不公而产生大量侵害农民土地权利、剥夺农民基本生计的社会悲剧。

　　要从制度上防止农村征地悲剧重演，必须首先消除农地用途变更等于政府征地的错误理解，让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按照平等谈判、自愿交易的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而然地正常展开。对于因公共利益需要而不得不通过政府强制征收的项目，则必须在保证农民有效参与的基础上落实公正补偿原则。唯其如此，才能保证拆迁自焚（唐福珍事件）或征地自焚（峨眉山事件）等社会悲剧不再重演。（作者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