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乌江流域为例，经过几十年开发，水电站已遍布干、支流各个河段。据统计，从上世纪70年代水电开发至今，乌江干流贵州段梯级首尾衔接建有9级电站，天然河段已基本渠化，乌江主要一、二级支流建有100座以上小水电站，也已开发殆尽。全方位的开发对乌江水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十分突出，生态保护空间受到极大压缩。

　　“在社会对能源有迫切需求，同时对环境质量改善也有强烈渴望的现在，开发与保护的博弈已到了‘十字路口’。”陈凯麒说。

　　陈凯麒建议，相关部门应着手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探索科学、适用的水电开发政策和环境管理手段，如对“土地入股”、“以电代薪”、“以大代小”等行之有效的政策，开展适用性、可行性研究，进行更科学的制度设计。对生物多样性的评价开展研究，在水电环评制度环节更好地体现。探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水电”或“低影响水电”的认证制度和水电站经营许可证换发制度的可行性等。
 

　　“最大的问题是体制问题”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看来，水库大坝的建设，实质上是为了满足人类发展日益增长的根本性需求而去构建一个自然界本身已无力提供的新的平衡。不过，水库大坝建设在开发水能、增强对水资源的调配能力以及对洪水的调控能力的同时，也改变了天然河流的固有形态，打破了河流生态系统的固有平衡。水库大坝的修建，使河流在更大程度上由天然系统演变为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系统。这一复合巨系统在人与自然双重力量的作用下，需要经过一个过渡过程，来重构新的平衡。

　　对于如何实现更高层次的平衡，程晓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思考后三峡时期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时发现，长江中下游生态环境的演变由来已久。长江两岸的绝大多数10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原为通江湖泊，数量超过100多个。19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成倍增长，人与水争地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除了两大淡水湖鄱阳湖和洞庭湖，其他通江湖泊几乎全部被切断了与长江的天然联系。洞庭湖的面积19世纪初有6000平方公里，至1949年减少到4350平方公里，由于围垦与淤积，1995年又减少到2625平方公里。

　　通江湖泊锐减及湖泊面积的萎缩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洄游和半洄游鱼类失去索饵场、繁殖场、育肥场，成为长江鱼类资源和大多数湖泊鱼类多样性显着降低的重要因素；湖泊与江河交流水量减少，湖泊缺少涨落区，湿地面积和质量大大下降，浅滩等多种类型湿地丧失，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生境单一化，使得湿地对污染物的生物降解能力下降，易于形成富营养化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程晓陶想到，如果在长江中游恢复一些通江湖泊，增强对长江洪水的吞吐能力，也就意味着增强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为化解发电与防洪、航运、水产、环保等方面的矛盾创造了条件。采用这种生态修复型模式解决问题，在三峡建成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大洪水期间的异常高水位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有了三峡工程的调控，这一风险已经有所降低。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也认为，必须要用创新的思路来解决水电工程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不过，他的建议是，可以尝试在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安置上游建水库的移民。

　　汪恕诚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水能开发确实带来了移民和流域生态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管理问题。他认为，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科学管理，运用合理的行政、政策、技术、资金等手段，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在所有问题中，比较大的是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汪恕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