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下，如何评估水能开发的地位和作用，是亟待解答的问题。

　　“最近这半年来，我几乎是逢会必讲气候变化。”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汪恕诚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我要大声疾呼，为实现我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水电要抓紧上一批工程，再晚就来不及了。”

　　汪恕诚的这番话代表了许多水电人的心声。“两年了，一个大型水电站都没有批，大家都很着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及这一话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水利水电专家陈祖煜也十分激动。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环境保护和移民问题是导致近年来大型水电项目核准陷入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下，究竟应当怎样评估水能开发在我国低碳能源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水能开发与环境保护能否做到“鱼与熊掌兼得”？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压力下，这些问题都亟待解答。
 

　　“加快发展水电十分必要”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这是我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制定的一项国策。2月27日，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熊敏峰处长坦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熊敏峰是在水库大坝与环境保护论坛上作这一表示的。据他透露，在我国政府提出“15%”的目标以来，国内外多个部门和机构都进行了分析论证：在加快产业调整，提高能源效率的情况下，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总量约为45亿吨标准煤。据此，非化石能源要达到6.75亿吨标准煤。如果按届时风电装机规模1.5亿千瓦、太阳能发电2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3000万千瓦、核电8000万千瓦的情况估算的话，要确保15%的目标实现，水电装机容量需要达到3亿到3.5亿千瓦（常规水电），这就需要在原规划2020年水电3亿千瓦（含抽水蓄能3000多万千瓦）的基础上再提高。另外，如果考虑到能源消费总量的不确定性，水电应确保到3.3亿到3.5亿千瓦以上。

　　熊敏峰认为：“从以往规划实施的实际情况来看，能源总量发展目标基本上都是提前实现的，因此加快发展水电十分必要。”

　　汪恕诚对此非常认同：“就按2020年水电装机容量要达到3亿千瓦来算，也只有10年时间了，一年就要投产1000万千瓦，这是明摆着的。一个大的电站怎么也得建10年，中型电站怎么也得5到7年。再不加快水电建设，2020年时中国向全世界庄严承诺的15%的指标就完不成了。”他对此十分着急。

　　据专家预测，到2010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在9.5亿千瓦左右，其中火电7亿千瓦，水电2.1亿千瓦，核电1016万千瓦，并网风电30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有望达到26%，比2009年有所提高。其中，水电装机容量约为22％。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总工程师陈凯麒认为，从现在的国家规划来看，水能开发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确定了2010年、2020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将在2008年底基础上分别增长30%和100%，未来十余年仍将是水电快速发展时期。”

　　“探索环境保护的新道路”

　　作为一名专注于研究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的专家，陈凯麒认为，在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大环境里，在大力提倡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下，水能开发要在尊重环境的前提下有序进行，以适应新的挑战，探索环境保护的新道路。

　　据他介绍，在水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阶段，一般关注的环境影响主要问题有：水文和泥沙情势变化、水质变化、水生生态、陆生生态、移民安置、施工期环境影响、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流量下泄措施和过鱼措施等。近年来，水电迅猛发展，大小公司“跑马圈水”、“未批先建”，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无序的水电开发使天然江河渠道化，生境破碎，水环境问题突出，对水生生态和陆生生态产生了无可挽回的不利影响。水库淹没和移民安置不当，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

　　以乌江流域为例，经过几十年开发，水电站已遍布干、支流各个河段。据统计，从上世纪70年代水电开发至今，乌江干流贵州段梯级首尾衔接建有9级电站，天然河段已基本渠化，乌江主要一、二级支流建有100座以上小水电站，也已开发殆尽。全方位的开发对乌江水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十分突出，生态保护空间受到极大压缩。

　　“在社会对能源有迫切需求，同时对环境质量改善也有强烈渴望的现在，开发与保护的博弈已到了‘十字路口’。”陈凯麒说。

　　陈凯麒建议，相关部门应着手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探索科学、适用的水电开发政策和环境管理手段，如对“土地入股”、“以电代薪”、“以大代小”等行之有效的政策，开展适用性、可行性研究，进行更科学的制度设计。对生物多样性的评价开展研究，在水电环评制度环节更好地体现。探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水电”或“低影响水电”的认证制度和水电站经营许可证换发制度的可行性等。
 

　　“最大的问题是体制问题”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看来，水库大坝的建设，实质上是为了满足人类发展日益增长的根本性需求而去构建一个自然界本身已无力提供的新的平衡。不过，水库大坝建设在开发水能、增强对水资源的调配能力以及对洪水的调控能力的同时，也改变了天然河流的固有形态，打破了河流生态系统的固有平衡。水库大坝的修建，使河流在更大程度上由天然系统演变为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系统。这一复合巨系统在人与自然双重力量的作用下，需要经过一个过渡过程，来重构新的平衡。

　　对于如何实现更高层次的平衡，程晓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思考后三峡时期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时发现，长江中下游生态环境的演变由来已久。长江两岸的绝大多数10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原为通江湖泊，数量超过100多个。19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成倍增长，人与水争地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除了两大淡水湖鄱阳湖和洞庭湖，其他通江湖泊几乎全部被切断了与长江的天然联系。洞庭湖的面积19世纪初有6000平方公里，至1949年减少到4350平方公里，由于围垦与淤积，1995年又减少到2625平方公里。

　　通江湖泊锐减及湖泊面积的萎缩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洄游和半洄游鱼类失去索饵场、繁殖场、育肥场，成为长江鱼类资源和大多数湖泊鱼类多样性显着降低的重要因素；湖泊与江河交流水量减少，湖泊缺少涨落区，湿地面积和质量大大下降，浅滩等多种类型湿地丧失，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生境单一化，使得湿地对污染物的生物降解能力下降，易于形成富营养化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程晓陶想到，如果在长江中游恢复一些通江湖泊，增强对长江洪水的吞吐能力，也就意味着增强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为化解发电与防洪、航运、水产、环保等方面的矛盾创造了条件。采用这种生态修复型模式解决问题，在三峡建成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大洪水期间的异常高水位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有了三峡工程的调控，这一风险已经有所降低。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也认为，必须要用创新的思路来解决水电工程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不过，他的建议是，可以尝试在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安置上游建水库的移民。

　　汪恕诚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水能开发确实带来了移民和流域生态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管理问题。他认为，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科学管理，运用合理的行政、政策、技术、资金等手段，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在所有问题中，比较大的是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汪恕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