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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等:金融危机下的农村发展与农民增收问题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了“农产品武器化”趋势,认为中国政府不仅要充分认识到“食物主权安全”的重要性,而且要谨慎应对“农产品武器化”下的国家粮食安全风险,将“食物主权安全”和预防“农产品武器化”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统筹安排。这种战略思考,对于中国政府如何调节“三农”政策以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具有一定的启示。

  三、改革: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提高农民收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是深化土地流转、农村金融与村社治理制度改革。实现农业规模经营需要发达的土地交易市场,通过市场来配置农地使用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将在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战略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位置。农民实现土地财产权利的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但是有的与会者认为,中国农民几乎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财产,农地、宅基地与房产都是不能抵押的,农民几乎没有财产收入,因此要求中央给予农民土地财产权,毕竟清晰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目前制约土地流转的主要障碍主要有“土地承包权益不清”、“依法流转意识不强”、“土地流转需求不足”、“政府引导服务不力”等几个方面。要加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必须进一步加大土地改革力度,明确土地财产的权利归属,将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与农村工作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尊重历史、事实、民意的原则,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协调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稳妥地抓好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后续工作,确权到户、发证到户;将土地流转的权利交给农民,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流转中的调节功能;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土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保等新形式,进一步充实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同时,政府应安排专项资金,针对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有一定规模示范效应的流转双方进行奖励补助,对流入主体兴办或农民联办农业经营项目的,实行产业优惠政策倾斜和信贷支持,以促进农业发展,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然而,也有参会代表表达了对中国土地流转走向的担忧,发出了“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的追问。

  基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的现状,参会代表从金融功能观视角讨论了农村金融组织定位的问题。政策性金融是针对农业面临自然、市场双重风险而采取相应补贴的重要手段,主要投向农田水利、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直接与生产相关的领域,包括支持和保证粮食生产,按照农业区划对各种专业化的农副产品基地加大投资;而财政资金主要应无偿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卫生、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推广、公共道路等非直接生产性领域,支持小城镇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农村区域提供相对公平、合理的公共服务。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商业性金融认为有利可图愿意进入时,政策性金融应逐渐退出。具体而言,发展农村金融应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相关的具体政策,用“看得见的手”解决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失灵的问题:(1)一要抓紧出台鼓励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实施办法,建立独立的考核机制;(2)抓紧出台对涉农贷款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政策性金融对农业中长期信贷支持的具体办法;(3)尽快就权属明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四荒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和应收账款、订单、可转让股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权利质押贷款的具体施行和实际操作做出明确规定;(4)改进涉农金融机构责任追究和考核机制,改变过去的单项指标考量方式。此外,有参会代表介绍了农村信贷小额贷款的“五老模式”,通过社区中累积的现成信息解决贷前甄别农户、推荐贷款对象,贷后协助管理、防控贷款风险等问题。

  一个有效的乡村治理结构应该有一个民意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与恰当表达方式。参会代表从信访制度改革的视角来审视农村社会的稳定机制,认为为了沟通农民与上级各部门的信息,应该改革现有的信访体制,让人大代表参与信访,以此起到监督作用。农村内部治理的关键是厘清农村社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明确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以农民政治上民主权利的落实为保障。与会者普遍认为,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民主选举取得的效果比较突出,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却没有较大发展。参会代表认为公共品供给的关键是以农民的利益表达为出发点,集体权威只有实现大多数村民的需求,才能够保证公共品供给的民主性和国家投入的有效性;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县以下资金配套体制,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极有可能转化为由农民分担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必然导致农民负担反弹。中国农村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一个受政府行政性主导影响,在多元主体的博弈中,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调整,自主性治理因素不断增长的长期过程。此外,还有与会者以制度设计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一事一议”制度失败的制度机理,认为制度设计不当,对于农民群众和乡镇干部激励不足,实施成本过高且缺乏现实可操作性,是“一事一议”难以实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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