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逐步实施，“三农“问题的严峻程度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特别是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大量返乡，许多涉农企业发展陷入困境，贫困地区农民的“返贫”问题日渐凸显，农民增收问题格外令人关注。为此，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农专家、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湖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以及论文代表300余人，于2009年10月25、26日齐聚湖南常德市共和酒店，举行了第二届“湖湘三农论坛”。与会者围绕着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农村改革与发展、农民增收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现将论坛主要观点整理综述如下。

　　一、焦点：国际金融危机与农民工返乡

　　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市场要素已经逐步融入了国际市场体系，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导致了国内许多外向型企业订单减少，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参会代表在调研的基础上对农民工返乡原因进行了分析：（1）因企业停产、倒闭失去工作而返乡。这部分农民工主要是珠三角地区务工群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出口为主体的企业上。在以出口为主体的企业中的打工者，一旦企业被迫停产或倒闭，这些人也就失业。（2）因收入减少、在城市难以维持生计而被迫返乡。这部分农民工并非由于失业而返乡，而是由于企业订单减少，开工不足，导致其收入减少，在城里难以维持生计而被迫返乡。这部分农民工基本上以计件工资为主。（3）因文化素质低、年龄偏大的农民工成为失业的主力军。这部分农民的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因此，如何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一时之间成为考验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参会代表总结了湖南的经验：一是给返乡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保障其收入增加；二是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三是提供各种服务，降低农民工创业的交易成本。

　　二、关键：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

　　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影响了外向型企业的生产、农民工的就业，而且对农村经济活动、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以及农村经济组织等问题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三农”问题中，“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一直是需要协调好的两个方面，在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袭击的条件下，中央政策如何协调这两个问题，则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有的参会代表者通过对农户问卷数据调查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农民的种粮意愿与粮食价格、种植规模以及产业化程度正相关的结论。但是，中国现有的超小型土地耕种规模条件下，农户的粮食生产没有利润可言，国家对于农业的财政补贴属于典型的成本型补偿，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这种补贴会大量向地租流失，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我国农业已经走上了一条“高耗低效”的道路，与会者普遍认为，财政补贴难以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这两个目标的统一，也难以实现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应该高度重视农民非农就业的稳定与收入，把土地福利转向货币福利，将农户的土地保障转变为货币保障，从而实现我国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之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地方政府的两难选择，是因为在目前的生产规模与技术水平下，粮食已经成为最无利可图的产业。与会者认为，湖南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就是由于人多地少、农业结构单一，因此，该省将“劳务经济”作为“三大经济战略”之一，其目的就是通过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改变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加速农村产业结构的演变。与会者分析了“生产要素”、“食品需求”、“内外体制”、“农业功能”这四个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认为必须创造条件，通过“农民创业”、“以工补农”、“农民变市民”、“完善经营机制”这四条具体途径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应对金融危危机。与会者也认识到，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中之重，工资性收入是重要来源，从农业内部挖潜增效，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是当前农民增收的主攻点；从农村外部着手，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应对金融危机、提高农民收入也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对于2004年之后中央的惠农政策，与会者普遍认为“减负有效”、“增收乏力”；对于实行集约化经营，与会者认为对农户的增收空间很大，但风险不小。